第一章导论

【内容提要】

中医学是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诊疗经验的传统医学体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中医学发展历程和历史成就,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特点,中医学与其他医学的交流和发展展望。

【学习要点】

掌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及四大经典、温病学的主要贡献。
熟悉中医学的历史成就。
了解中医学发展史及与其他医学的交流。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创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总结提升，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完善和丰富，形成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丰富诊疗经验的传统医学体系。中医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它仍然在人类的医疗和保健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以其特有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诊疗经验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第一节 | 中医学的历史沿革

一、中医学的起源

根据考古发现,在距今17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岁月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创造了远古文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不断摸索,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药卫生知识,总结出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神话传说“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鱼鳖螺蛤’之类‘燔而食之’”,即是祖先探索总结医药知识的反映。

（一）卫生保健的起源

人类为了求得生存、保护自身自发地形成了疗伤治病的感性认识，继而又积极主动地摸索并有意识地进行各项养生疗病活动，逐渐积累了初步的医药卫生知识。

火的使用和人工取火的发明,改变了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推动了人类由生食走向熟食,从而扩大了食物的来源和种类,而且还对食物起到消毒和灭菌作用,大大地缩短了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减少了疾病发生,增进了健康,延长了寿命。火的使用与发明,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导引,是由原始舞蹈演化而来,利用摇筋骨、动肢节的舞蹈动作,“导引按跷”以达到消肿、止痛、舒壮筋骨和宣畅气血的作用。导引由于对疾病防治确有疗效而流传至今,并成为后世推拿及体育疗法的重要内容。

（二）药物的起源

历史上流传着各种药物起源的神话传说,如伏羲氏“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帝王世纪》)等。人类最初积累药物知识多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经验积累,逐步了解到一些动植物的功效和毒性,进而有意识地选择食用以减轻病痛。如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淮南子·修务训》),《山海经》关于“河罗之鱼……食之已痈”和青耕鸟、珠鳖鱼、三足鳖“可以御疫”的记载等,皆是古代人们从食用动植物中发现药物的佐证。随着金属冶炼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矿物的性能逐步了解,并利用某些矿物治疗疾病,如发现了盐水明目、芒硝泻下、硫黄壮阳和水银杀虫的作用,相继出现了矿物药。

据考古发掘,人工酿酒在仰韶文化时期即已开始,商代遗存的青铜酒器说明饮酒已普遍存在于当时。酒是医学史上重要的发明,它不仅能通经活络、提振精神,还能麻醉镇痛、消毒杀菌,并且充当溶媒炮制药物。药酒的出现和发展成为后世中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重要方法,故《汉书·食货志》有“酒为百药之长”之说。

汤药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剂型,相传是商代汤王宰相兼厨师伊尹发明的,即“伊尹汤液”。汤药的应用使生药变熟药,使单药变复方,并根据证候的变化不断调整用药,减少了药物的副作用,拓宽了用药范围,是中药方剂发展的标志。

（三）针灸与外治法的起源

针灸疗法是我国宝贵医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祖先的一项重大发明。针灸术的起源一般定在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掌握了磨制技术,能制出种类较多又相对精细实用的石器,适合于治病,称为砭石,其中稍经敲打的粗糙石器,如针形、三棱形、刀形、剑形、锥形等是我国最早的原始外科工具,用于切割痈疡、放血排脓等,如《灵枢·玉版》中“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镀锋之所取也”。其后逐渐出现骨针、竹针、金属针等,后世用的刀、针也是在砭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灸法，《说文解字·火部》谓“灸，灼也”。烘火取暖，身体某些固有的病痛得到减轻或缓解，进而逐步发展成以兽皮或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贴附在身体某一部位，既舒适又方便，且能保持较长的热感，以治疗病痛；有时采用树枝或干草做燃料，点燃后，熏烤某些疼痛部位，同样达到治病止痛的目的。这就是原始的热熨法和灸法（后世经发展改用布包炒盐或其他矿物、植物药炒热熨疗）。王冰注解《素问·异法方宜论》称“火艾烧灼，谓之灸炳”。“灸”字的含义，是指长时间用“火”治病，所以古代也有人直接称灸法为“火”。用艾叶作为灸治原料是常用的方法。由于艾叶具有温经、止痛、易燃、点燃后热力穿透性好、性味芳香、遍地生长和易于贮存等特点，故后世将其作为灸法的主要原料。

原始社会人兽杂处,对于厮杀格斗、跌打损伤所致伤痛,人们用泥土、野草、树叶和树皮、草木灰等敷裹伤口,逐渐发现了一些适合于敷治外伤的外用药。为了减轻外伤所致的剧痛和出血,自然会用手抚摸或压迫伤处,从而形成了较早的按摩术和止血法。

经过不断探索和长期医疗实践的积累,对于疾病的认识已有疟、疥、耳鸣、下利、不眠、疾首、疾耳、疾目、疾鼻等记载在甲骨文中,表明当时对疾病已有了初步认识。

华夏文明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它来源于感性认识,逐渐形成了理性认识,经过反复验证,不断更新、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医药理论体系。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春秋战国、两汉时期——理论体系萌芽奠基阶段

我国春秋战国、两汉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空前活跃，对中国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医学的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中医学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体系，产生了《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四大经典医书，其中：《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黄帝八十一难经》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有所补充和发展；《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基础；《神农本草经》奠定了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以问答体的形式，托名黄帝与大臣岐伯、雷公、伯高、鬼臾区等的对话以讨论医学问题。《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原书各9卷，每卷9篇，各为81篇，合计162篇，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医学总集，是在其他更古老的医学文献基础上撰写的，汇集古代众多医家经验和理论，非一时一人所书就。《黄帝内经》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学的基本问题，其中《素问》主要论述人的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等，并阐释了阴阳五行、精、气、血、津液、病因病机、辨证原则、诊法治则、预防养生以及行医规范和医德要求等。《灵枢》重点介绍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和治疗原则，同时《灵枢·四时气》在世界医学史上更是最早记载了用腹腔穿刺放腹水的方法。《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成书于汉之前而稍后于《黄帝内经》，传说为渤海郡秦越人（扁鹊）所作，但有待进一步考证。《难经》以问答形式阐释《内经》精义，讨论了八十一个医学理论难题，主要论述了脉学、脏腑、经络、腧穴、针法及一些病证的分析。《难经》首创了“独取寸口”的脉诊法，确立了三部九候诊脉法。它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是继《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部医学经典。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是许多医药学家不断搜集各种药物学资料加工整理而成，托名于神农所著，大约成书于东汉时期，反映了我国东汉以前药物学的经验与成就。《神农本草经》共三卷，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性能功效不同分为上、中、下品，“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赢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这是中国药学最早、最原始的药物分类法。《神农本草经》奠定了中药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了组方规律与原则——方剂的君臣佐使；指出了药物配伍的七情和合；阐述了药物的性味、产地、真伪鉴别及炮制方法；记载了用药原则和方法，如用药宜忌、药用剂量、服药时间、诸药制使等。《神农本草经》较早地指出了绝非所有的药物都可以配合使用，有的药物配合使用后，能相互增进疗效，有的能抑制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有的药物配合使用后会产生毒副作用等，因此根据药物的性味、功效不同，必须配合得宜。《神农本草经》为中药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所记载的许多药物通过继承和发扬至今仍在临床应用，疗效可靠。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伟大的医学家张机(字仲景)所著,原著因战乱而散失,后经晋代王叔和及宋代林亿等整理,分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两书。《伤寒论》共10卷,总计397条,载方113首,以六经论伤寒,将外感病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证候和转归进行分析归纳并制订相应的治法。《金匮要略》共6卷,总计25篇,载方262首,以脏腑论杂病,论述内科兼及外、妇科疾病,并有急救、食禁等内容,开启了后世脏腑辨证之先河,为中医临床各科的辨证和治疗提供了示范。两书实收方剂269首,使用药物214种,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其中许多方剂至今仍在临床中普遍应用;同时还创造了许多剂型,所载方剂剂型大致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膏剂、滴耳剂、灌鼻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大量切合临床实际的有效方剂组方严谨,充分体现了君、臣、佐、使须根据病情变化和兼证不同进行加减化裁的原则,因此《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誉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张机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古代医籍的基本理论,结合当时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及自身医疗实践,对杂病的预防、病因、病机、诊断及治疗等均有较全面的论述,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确立了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辨证论治原则。临床医学专著《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我国各地的汉墓相继出土了一批医书及人体医学模型。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甘肃武威旱滩坡、湖北江陵张家山、四川成都老官山等考古发掘中,古医书如《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足臂十一脉灸经》,《脉法》,《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养生方》,《胎产书》,《杂疗方》,《治百病方》,《脉书》,《引书》等,都是后世已经失传了的医书,连《汉书·艺文志》也未能收录。这部分医书可能成书于战国以前，甚至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全面地论述了人体11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和所主治的疾病，是我国最早的专论经络学说的文献。《足臂十一脉灸经》中记载了三联律脉及其危险性：“循脉如三人参春，不过三日死。”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关于三联律脉的最早认识。《五十二病方》在世界医学史上最早记载了用水银制剂治疗癣疥等外科病及对外伤创口施行酒剂清理消毒和药物治疗。此外，该书还记载了手术治疗痔瘘。帛书《胎产书》是中国最早的妇产科著作，书中详细记录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情况，对十月怀胎不同阶段的胎儿形态变化都进行了描述。帛画《导引图》是我国最早的医疗体操图，共有44幅人物图像，描绘的是一套防病健身的导引术势，是世界上最早的医疗保健体操图。东汉末年华佗创制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全身麻醉药。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记载有“疠迁所”，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场所。

（二）两晋隋唐时期——理论充实、学科发展阶段

从两晋至隋唐五代近700年历史,是我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上升时期,其中隋、唐时期,我国成为当时世界高度文明和富庶的大国,科学文化进步令世人瞩目。这一时期中医学发展表现出如下特点:中医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一批分支学科在分化中日趋成熟,进步突出,并已呈现全面繁荣的局面,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针灸专著——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它系统论述了有关脏腑、经络等理论,初步形成了经络、针灸理论。最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最早的伤科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较早的妇科专著《经效产宝》在这一时期也相继问世。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突出表现在还有一些著名医家的综合性医书涌现,如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其中《外台秘要》中记述了消渴患者尿甜、黄疸的尿检验法和金针拔障治疗白内障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同时临证医药著作显著增多,其中以荟萃临证方药为主要内容。王叔和的《脉经》总结了公元3世纪以前的脉学知识,标志着古代脉法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疾病的病候病机进行了新的阐述,丰富了病因病机学的内容,为中医病理学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还记载了多项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如肠吻合术、结扎血管止血、漆过敏症、天花和麻疹的鉴别方法等。葛洪《肘后备急方》提出了利用狂犬脑浆防治狂犬病,是免疫疗法的先驱。该书记载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治疗疟疾,绞汁而不用水煎的方法启发了屠呦呦。屠呦呦采用低沸点溶剂成功提取了青蒿提取物,因此荣获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药物学方面，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新修本草》《本草拾遗》《蜀本草》《食疗本草》等药物学专著，其中《新修本草》是我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撰颁行的药典，比纽伦堡政府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欧洲最早药典)早800余年。《新修本草》全书总54卷，其中正经20卷、药图25卷、图经7卷、目录2卷，全书共载药844种(一说850种)，分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9类。该书内容丰富，取材精要，除国内药物外，还吸收了外来药物，如安息香、龙脑香、胡椒、诃子等。本书也是唐政府规定的医学生必修课之一。南北朝时期的《僧深集方》记载了用鹿的甲状腺制成“五瘿丸”，用于治疗甲状腺素缺乏的甲状腺肿大，这是最早而有效的器官疗法记载。梁代《类苑》中还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药物牙粉配方，用于牙齿保健。被视为近代化学先驱的炼丹术起源于中国，晋唐时期发展较快，孙思邈炼制的用于治疗疟疾的“太一神精丹”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砒霜治疟疾的良方，比欧洲早约一千年。

（三）宋、金、元时期——学术争鸣、理论突破阶段

宋、金、元时期历经400多年，宋代经济发展达到新阶段，科学技术进步突出，标志着我国古代文明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发明——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在这个时代最后完成并应用，尤其是活字印刷术为医药文化的广泛传播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医学在这一时期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有显著发展，对后世及国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金元时期涌现出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为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被后世誉为“金元四大家”的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是河间学派的三大医家，“金元四大家”的另一位医家李杲和他的师父张元素是易水学派的代表人物。当时卓有成就的学派代表医家的创新开创了中医学术的交流与争鸣，极大地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刘完素,字守真,号通玄处士、河间居士,金代河间人,故后人也称他为刘河间。他重视当时盛行的源于《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学说,但不拘于它的宿命教条的机械模式。刘完素突出的学术思想是“火热论”。他认为伤寒临证各种证候的出现多与火热有关,而六气中暑火居其二,同时风、燥、湿、寒在病理变化中皆能化火生热,所以强调“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化火”,火热是伤寒诸症的重要病因。据此,刘完素治病擅用寒凉药物以清泻火热,被后人称为“寒凉派”。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考城人。理论上倡导攻邪,“病由邪生,攻邪已病”。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认为邪致病,就要攻治,病去则止,不必尽剂,更不可迷信补药。攻邪以《伤寒杂病论》的汗、下、吐三法为基础,并扩大了汗、下、吐三法的应用范围。张从正还十分重视社会环境、精神因素等致病。“九气”(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作祟,多生疾病,因此在临证时强调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他把这一原则称为“达时变”。这一思想发展了《黄帝内经》的整体观,特别是人与社会环境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学中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涵。张从正临证时擅于攻下,被后世称为“攻下派”。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金代真定人。李杲发挥《黄帝内经》中“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见解,主张“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并形成了独创性的脾胃论学说。李杲认为内伤脾胃主要有三条,即饮食不节、劳逸过度和精神因素。他认为这几种因素是错综交织的,而精神因素是内伤脾胃发病过程中的主导因素。李杲在临证实践中善用补上、中、下三焦元气,分别采取“调理脾胃”“升举清阳”为主的治法,创建了至今临床效验显著的经典名方如升阳益胃汤、补中益气汤等,故被后世称为“补土派”。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因家居丹溪,后人尊称丹溪先生。朱震亨的学术思想是在《黄帝内经》“少火”“壮火”基础上,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侧重内在火热的病机探讨。《格致余论》在“相火论”的基础上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认为相火之动是永恒的,但正常的动属“生”为生理,异常的动属“贼”为病理,这即为相火的两重性。这一理论补充了刘完素的“火热论”,也发展了李杲的“阴火”说。朱震亨联系人体的精血难成易亏、“情欲无涯”相火易于妄动的特点,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临证中朱震亨认为只凭滋阴降火不能完全解决“相火妄动”致病的问题,因此提出“收心养性”“以防此火之动于妄也”之法。同时他也强调节制食欲、色欲的重要性,“固纵口味”会“为口伤身”,“殉情纵欲”会亏阴精,因此他治病以“保养金水二脏”为要。因朱震亨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其为“滋阴派”。

“金元四大家”引发的学术争鸣改变了以往“泥古不化”的保守局面，活跃了当时的中医理论研究气氛，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金、元时期古籍的整理与方书的编撰达到新高度，如：《太平圣惠方》中保存了两汉隋唐时众多名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牛黄清心丸、藿香正气散等经典名方至今仍应用于临床，疗效显著。同时，医学理论与实践推陈出新：北宋时期医家庞安时《伤寒总病论》首先提出温病与伤寒分治，不仅认识到温病有相当强的传染性和流行性，而且对温病的治疗、预防、预后、康复等有着全面而独到的认识和应对方法。病因学方面：南宋的陈言(字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确立了“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的病因分类，是对宋代以前病因理论的总结，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是我国较早的病因学专著。诊断学方面：南宋的《察病指南》为现存较早的诊断学专著；元代杜清碧的《敖氏伤寒金镜录》论述了各种舌苔的主要证候及治法，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验舌专著。法医学走向规范：宋代宋慈依据历代法医知识和当时执法检验经验而编写的《洗冤集录》是我国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该书先后被译为朝鲜、日本、法、荷兰、英、德、俄等多种文字，成为各国审理死伤案件的重要参考书。针灸学有了很大发展：宋代发明了子午流注针法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学模型——针灸铜人，为针灸的科学和规范应用奠定基础。专科化的发展达到新高度：专科代表性医家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推动了当时专科的进步,如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丰富了脏腑辨证内容,陈自明的《外科精要》标志着外、伤科分立,元代发明了治疗脊椎骨折的悬吊复位法和外科缝合曲针。

（四）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综合集成、成熟创新阶段

明清至清代鸦片战争发生前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推动了中医学发展。明代以前,中医学在世界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明清时期仍稳步发展,中医基础理论走向集成并深化发展。此期对前期中医学理论和经验进行了综合整理,出现了大批的集成性医学全书、丛书和类书,如《证治准绳》《医学纲目》《景岳全书》《张氏医通》《医宗金鉴》《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古今医统大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医学心悟》《寿世保元》《医学入门》等。临床各科进入系统和规范化总结阶段,对疾病的认识、治疗和预防有明显的进步。明代赵献可、张介宾等在《黄帝内经》《难经》命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命门学说”;李中梓提出“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的论断,至今仍被广泛应用;外科和伤科发明了医疗用具,出版了麻风病和梅毒病专著;妇科著作甚丰,现存有100余部;儿科对痘疹的防治更加重视;五官科、针灸、按摩、养生等都较前有了长足进步。各科的发展还表现在医学家们潜心于某些常见病症的研究,涌现出了一批治虚劳、中风、吐血、郁证、痘疹、麻风、梅毒、外科、伤科、喉科的专家及专著。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医学杂志《吴医汇讲》,最早的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濒湖脉诀》等中医科普读物广泛流行,《外科正宗》《外科证治全生集》《疡科心得集》《傅青主女科》《审视瑶函》《针灸大成》等专科专著对后世影响巨大。

明清时期中医学发展另一显著特点是医学的创新。代表中医学术创新和突破的著作是《本草纲目》《温疫论》和《医林改错》。

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对药物体系分类的创见，对世界植物学发展及进化论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该书分类科学，内容丰富，是明清医学创新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草纲目》出版后相继被译为朝鲜、日、拉丁、英、法、德、俄文流传于国外，在国内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当代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之王子”。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在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不少“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李时珍历经27年，参考古书800余部，虚心向医生、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等请教，不畏艰苦，奔走各地，亲赴深山旷野考察和收集各种植物、动物、矿物标本，而且还亲自栽培(薄荷、红花等)、试服(曼陀罗、何首乌等)药材，以取得正确认识。他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基础，进行整理补充，并加进自己的发现和见解，三易其稿，共52卷，约190万字，全书载药1892种，绘图1000余幅，收集方剂11096首，并将药物作了科学分类，分为16纲62类，其分类方法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分类系统。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也在中药学、博物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上述三部著作，是我国近代药物学科学创新研究的先驱和代表。

《温疫论》代表温病学派的崛起,是中医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明清以前,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民乃疠,温病乃作”的记载,对温病的病因、分类、脉证、治疗原则等也有零散的记载。《难经》提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之说,其中后三者成为后世温病学说的主要病证。后世历代医家对温病的论述颇多,如: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温病诸候》里提出了温病具有“转相染易”的传染流行特点;宋元时期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尤其刘完素明确提出热病初起,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药,主张采用辛凉之法以养阴退热、表里双解,打破了以往对外感热病初起一概用辛温解表和先表后里的传统治法;明代王履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主张“时行……瘟疫等,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认为温病是伏热自内而发,治法应以清里热为主。明、清时期温病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治疗措施上都有重大发展。明代吴有性在总结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研究、探讨实践后,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立了“戾气”学说,对瘟病病因的认识独树一帜,认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吴有性把异气称为杂气、戾气、疠气或疫气，明确了戾气是物质性的，通过口鼻侵犯体内而引发疫情，具有大流行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致病有地域性与季节性的不同，戾气的种类不同，所致疾病不同，侵犯脏腑部位也不一。人体感受戾气，是否致病则取决于戾气的量、毒力及人体的抵抗力等。同时吴有性还提出了治疗疫病的基本原则和注意点。吴有性“戾气”学说所含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在细菌和其他微生物被人类发现之前，吴有性对疫病病因及特点能有如此见解，确实是中医病因学上的一大发展。清代的温病学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吴有性关于温病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清代叶桂和吴瑭分别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的温病传变规律及其辨证论治方法，使温病学说日趋成熟，逐渐走向系统和完善，成为在病因、病机传变和辨证论治等方面自成体系的一门学科。清代对温病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医家及其著作还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代表明清中医学革新趋势的另一力作是《医林改错》。它分为上、下两卷，是清代王清任于1830年撰写而成。他强调“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主张“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遂根据自己的观察及向人请教，绘成了“亲见改正脏腑图”于《医林改错》中，并配以文字阐述脏器的生理结构。他在书中以自己的解剖发现说明人的生理现象，囿于当时多方面条件限制，书中的脏器解剖有许多错漏之处，但王清任认真严谨、冲破阻力、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医林改错》中不仅体现在脏器解剖的论述中，更是通过解剖生理临证实践重新认识疾病，创立了多种补气、行气、活血化瘀的方剂，如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现已成为调理气血的名方，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运用，其创立的瘀血致病理论及气血理论为医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五）近现代——中西医学交融碰撞阶段

从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是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反抗侵略和压迫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西方科技文化大规模传入、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与交融,中医学受到西医学的巨大冲击,对中医“科学性”的质疑也甚嚣尘上,中医学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扰和挑战,出现过国粹主义、虚无主义、改良主义等不同观点和态度。在挑战和机遇并存中,由于社会需求和中医的临床疗效,一些中医流派逐渐成熟壮大,或以地域、师承而论,如新安医学、孟河医派、岭南医派、海派,或以学术源流而论,如温阳学派、伤寒学派,或以学科特色而论,如骨伤、温病、妇科、儿科等诸多名医学派,形成了中医学“一源多流”的格局。同时继续整理、汇总前人的中医学成就,如20世纪30年代的曹炳章主编《中国医学大成》,是一部汇集古今中医学的巨著;更有有识之士先后创办了中医院校、中医学术团体和中医杂志,成为近代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西医学的传入与发展,使知识体系迥异的中医有识之士将西方医学与中医学融会贯通,继承和创新共举,以开放的学习态度吸收最新的现代医学成果,出现一批主张中西医汇通的著名医学家及著作,如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的《华洋脏象约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等。他们的努力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中西医学不同思想的交锋,客观上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药发展腾飞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关心和扶持下，中医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开启了腾飞的里程。中医药的方针政策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①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把“团结中西医”作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卫生部党组“西学中”班总结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进一步确立了中医学的地位和作用。②在1982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将“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正式载入总纲第二十一条，中医药事业从此有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1986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1988年更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中医药管理机构，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中西医并重”,同时提出要“实现中医药现代化”。③200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2009年国务院实施《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医药政策体系。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新时期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201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实施,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制保障。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了“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一系列鼓励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发展成效卓著。中医药医务人员已服务全国城乡各地，中医药在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疑难病症及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我国防治疾病的重要力量。国家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建立了独立设置的中医药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从1955年开始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多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培养本科、硕士、博士及中医药科研人才，中医药教育及科研事业在持续发展壮大。经过7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医药人才队伍素质和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攀升，不少学术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部分成果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药产业、中医类杂志、图书出版、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等相关方面也获得快速发展。中医学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中医也走出国门，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一张名片。古老的中医学在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扶持和指引下，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稳步提升，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已成为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性机遇，孕育着新的腾飞。

中医学在不同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既是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反映,也是医学观念演化、医疗技术发展以及社会卫生保健变迁的缩影。随着社会巨大的进步,人们看待健康、疾病、生死的态度也发生重要转变,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医学体系,在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中萌发出新的生机。中医药与西医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维护和增进民众健康,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

(徐巍)

第二节 |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哲学是关于自然现象、社会认知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运动规律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要探索生命的奥秘及健康与疾病的运动规律，医学就必须以先进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构建其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医学和科学一样离不开理论思维，需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距今约2000年前的战国至两汉时期，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以长足发展，代表科学文化进步的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不仅渗透于天文、地理、政治、兵法与历法领域，也渗透至医学领域，并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是动态的、有机的、变化万千的世界，“气”是最高哲学范畴，而“气”是世界的本原和天地万物同一的物质基础，宇宙的演化过程是气—阴阳—五行—万物变迁的过程；以气—阴阳—五行的逻辑系统，阐明物质世界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揭示万物本质。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关于世界本源和物质发展变化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的自然地研究人类生命过程、健康与疾病变化规律的生命科学体系，中医学蕴含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以古代哲学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中医学用精气、阴阳、五行等学说，阐述关于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等一系列医学问题，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以脏腑、经络和精、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专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气是物质世界的本原，标示物质存在的基本概念。万物变化皆因气，人之生属气之聚，气与医学相结合并应用于中医学之中，形成了中医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论，以元气论为基础，气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物质世界通过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不断地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着；中医学以阴阳学说为基础，构建中医学自身科学观与方法论，冀以阐述生命的起源与本质以及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病证辨治规律。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系统论，中医学以五行学说系统论的观点，探索事物的运动变化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人体健康、病证及其辨治规律。

中医学借助古代哲学思想与方法构筑其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而古代哲学思想与方法又逐渐萌发于这一认识人体生命现象过程的土壤之中;中医学以中国古代哲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与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诠释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活动过程、疾病的病因、病机变化、辨证与防治规律及其与外环境的关系,因此,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也就成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元气论

元气论是中国古代哲人认识世界的自然观,萌生于先秦,成熟于战国末年和秦汉,历代不断充实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刻,亦称“气一元论”。元气论认为世界的一切现象皆源于气,世界的一切事物皆属气的不同形态。元气论应用于中医学之中,形成中医学认识生命活动现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中医学元气论。

(一) 元气论的主要内容

气的基本概念及分类气是中国古代哲学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范畴,是运动着的、至精至微的物质实体,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基本元素。气的概念源于“云气说”。《说文解字》载:“气,云气也。”说明“气”原本是古人对云气的认识与描述,后又被引申为无形无象、不断运动而又充斥天地的一种原始物质,由此成为构成物质世界的基础。先秦时期出现的气的多种概念受两汉时期的“元气说”同化,气是构成宇宙万物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物质,即后世所称的“元气一元论”。

在中国古代哲学气的演变过程中,有“气”“元气”和“精气”之称谓。气是极细微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元气论之“气”指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活跃的细微物质。元气是产生和构成世界万物的原始物质,即原气。元气一词首见于《鹖冠子·秦录篇》:“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中医学认为人体之元气是人体生命动力的源泉,分为元阴之气与元阳之气,其发源于肾,包括“命门”,由先天之精化生,赖以后天之精不断滋养,藏于脐下之“丹田”,借“三焦”通路输布全身,推动脏腑组织活动。精气是无法看到的极细微的精粹物质,亦称“精”。“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将“精气”与“精”并称,认为精气属世界的本原。“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是故此气也”(《管子·内业》)。后世思想家一般认为精气是构成人体生命和精神的物质。

2. 气的基本特征

(1) 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 在天体自然演变初期, 整个宇宙弥漫着混混沌沌的、性状不定的、烟云缥缈的无形物质——气。在这一物质作用下, 出现了天地, 再化生为万物, 元气论据此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气以弥散 “无形” 和聚合 “有形” 的形式存在并被人们感知, 不是虚幻的, 也不是超感觉的。

《素问·六节藏象论》载“气合而有形”。“无形”与“有形”处于相互转化状态，“无形”之气聚合可成有形之物，“有形物”中之气也可离而复归弥散，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均是气的不同存在方式。元气论宏观辩证地把握不同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及其相互之间的转化关系，提供了解释复杂多样、千变万化的宏观世界锐利的思想武器。

(2) 气是运动不息的物质: 借助自然界之 “风” “云” 等气活泼多动、变幻无常的特性, 古人认为气亦颇为活跃、生机勃发、运动不息, 而以 “气” 构成的整个自然界当然处于不停地运动与变化之中。

气的运动变化促成了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纷繁变化。《素问·六微旨大论》载：“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天地之气的升降出入，引发了天地间的千变万化。

气的运动具有普遍性。《素问·六微旨大论》载气“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气在不停息的运动中，使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活力：既孕育产生无数新事物，使之成长壮大；也遏抑许多旧事物，摧枯拉朽使之逐渐衰退凋谢，乃至消亡。《素问·五常政大论》载：“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可见，古人认为自然法则之新陈代谢过程的实现，都是气运动变化的结果。

气的运动取决于自身所固有的“阴”与“阳”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阳”主升、浮、动、散、排斥等，“阴”主降、沉、静、聚、吸引等。阴阳之间时刻进行着相互渗透、彼此推荡、胜负来回、屈伸交替的运动变化，气自身内在的阴阳平衡与交替决定着气的运动，而不依赖于外界的推动。

（3）气是感应现象或万物之间的中介：气是自然感应现象中起中介作用的物质。古人认为相距甚远的物体，在气的中介下彼此能相互感应，如乐器共鸣、磁石吸铁、阳燧取火于日、月盈亏而有潮汐一样，皆以气参与其间产生自然感应，即“气有潜通”。气的中介作用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即天人相应。气既参与日月、昼夜、季节、气候交替变换，又调节人体生理功能与病理过程，通过气的中介影响人类与自然界的活动变化。宋代朱熹《朱子语类》载“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灵枢·岁露》载“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弥漫于空间的无形之气，不仅在物与物的相互感应中起中介作用，而且还使自然界有机联系成一个整体。《庄子·知北游》有“通天下一气耳”的理论观点。（4）天地精气化生为人:宇宙万物皆由精或气构成,人是宇宙万物之一,自然由天地阴阳之气交合而化生。《素问·保命全形论》载:“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管子·内业》载:“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生由天地阴阳精气凝聚,人死复散为气,人之生死皆因气之聚散。《庄子·知北游》载:“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3. 气化、气化类型、形气转化和气机

（1）气化泛指气的作用所产生的变化:元气论认为万物的生成与变化皆缘于气,万物生、长、化、灭,均为气的不同形态变化所致。在气的作用下,事物出现形态、性能、表现形式的各种变化,均属“气化”的结果。气化的过程分为“化”与“变”两种类型。《素问·天元纪大论》载“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化与变皆因气的运动。（2）气化的类型：一为“化”。化指气的渐进、缓和、不明显的运动，致使发生量多少的改变，即“量变”。《素问·六微旨大论》载：“其微也，为物之化。”《正蒙·神化》载：“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二为“变”。变指气的激进、剧烈、明显的运动，致使发生根本性的质的改变，即“质变”。《素问·六微旨大论》载：“其甚也，为物之变。”《正蒙·神化》载：“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

(3) 形气转化:形与气间的相互转换变化。

1）气与形之间的转化：无形之气交感聚合为有形之物，属“气生形”的形气转化过程；有形之物消散为无形之气，属“形化气”的形气转化过程。 2）气与气之间的转化:无形之气间也可相互转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 3）形与形之间的转化：有形之物在气的推动下相互转化，如冰化水、水化雾等。 4）有形之物自身的不断更新变化:自然界植物自身一年四时的生长化收藏过程、人体自身的生长壮老已生命过程,均属有形之物自身更新变化过程。自然界形气转化井然有序,永无休止。（4）气机是指气有序的运动:永不停息地运动是气的根本属性,任何事物发生、发展与变化,不过是气的运动的最终体现。在古人的认识中,人体的生命活动,依靠气永不停息地运动来推动,而升降与出入是生命运动的基本形式。各种人体功能与生命活动,都是依赖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方得以进行。如果气的运动不再协调稳定,气机紊乱失常,人就会发生疾病;严重的是气机停息,人就会死亡。

故《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二）元气论对中医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中医学运用古代哲学的“气一元论”思想，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元气论，据此创建中医学整体观念与方法论，构成了中医学对人体与生命认识的基础，借以阐述生命过程的基本科学问题。

说明生命过程的物质性与运动性元气论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原,而人作为万物之首,当由气凝聚而成。气维系着生命活动的全过程,气一旦离散,生命也随之终止,即人生命始于气聚、终于气散。《管子·枢言》载“有气则生,无气则死”。人的各种生命活动、精神心理感觉也由气的运动所产生。气在体内的“升、降、出、入”运动发挥着畅达气机、协调功能、推动血运、布散精微、排泄废物等作用,使得生命活动得以正常进行;气的运动也参与精神、意识、思维等心理活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气的运动促进了人体生长发育,使生命充满活力;随着气的运动衰弱,人亦渐渐衰老;气的运动停止则生命终结。
诠释人体的整体性与联系性元气论认识的人与自然界万物的同一性,时刻进行着多样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使人与自然界密切相关而呈现着统一性与整体性。气构成了人体有形的组织和器官,且弥散于躯体组织和器官之间,周流不息,无所不至;无形之气贯通于有形的组织之间,使各部分密切关联,形成统一的整体;局部变化可影响整体,整体变化也可反映于局部;外在变化反映内在脏腑功能活动改变,内在脏腑功能改变亦可反映在体表;气属人体整体之本、联系之根,完善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存在物质上的同一性,又通过各种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得人和自然界密切相关,呈现出统一性和整体性。
解析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过程中医学借助元气论之“气”，解释人体的生命活动与生理现象。《类经·摄生》载：“人之有生，全赖此气。”气是机体能量之源，运行于全身，推动激发着全身组织和器官的功能活动；气又遍布周身，具有抗御外邪、控摄机体阴液类物质外泄作用；机体代谢全过程与相关功能活动均属气的运动所产生。《难经·八难》强调“气者，人之根本也”。中医学认为，体内之气充沛、运行协调正常，则功能活动健全、抗病能力强，整体处于协调旺盛的健康状态。如若体内之气有虚实之变，或运行失常，致使整体或部分脏腑功能活动亢奋或减弱，出现病理状态，且易为邪气所侵而罹病。因此，注重调气促进机体康复，也是中医学临床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

二、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在气一元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立统一理论，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解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属于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它是运用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研究阴阳内涵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用以阐释自然界万物和现象所具有的相互对立依存、相互消长变化规律的学说。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认识到宇宙间一切事物或事物内部都普遍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两者的运动变化促进了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经过不断总结，逐渐形成了阴阳学说，并以此来阐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及其变化。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易·系辞》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指道理、规律。中医学借助阴阳学说阐明生命的起源和本质，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根本规律。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全过程，有效指导着中医学临床实践，规定着中医学的发展。《灵枢·病传》载“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景岳全书·传忠录》载“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说明掌握阴阳学说对研习中医学至关重要。

（一）阴阳的概念及阴阳属性特点

阴阳的概念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或事物内部相互关联的对立双方的属性概括,属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类经·阴阳类》载:“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最初涵义指日光的向背,朝向日光为阳、背向日光为阴。山阜朝向太阳,日出则阳光普照,温暖明亮,一派欣欣向荣为阳;山阜背向太阳,日落则月光清澈,清冷阴暗,万物寂静无声为阴。凡是向着阳光或阳光照射的地方为阳;凡是背着阳光或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为阴。《说文》载“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可见,最初对阴阳的认识仅是阳光的多少。

在此基础上,古人通过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逐步观察到天地与日月、白昼与黑夜、夏热与冬寒、晴天与阴天等现象的变化,逐步认识到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存在相互对立又统一的双方或两个方面。古代哲学家以“阴”与“阳”概括整个物质世界的两个基本属性。《道德经·四十二章》载“万物负阴而抱阳”,以此进行无限引申和扩大,阐述和推演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即是说阴阳是自然界的法则和普遍规律,是归纳事物的纲领,是事物变化的根源,是事物产生与消亡的缘由,是万物运动变化内在动力的场所。

阴阳的基本特征阴阳有其基本特征,这是划分事物或现象阴阳属性的依据。除了初始的“阴阳”特征外,能明确诠释阴阳特征的当属“水”与“火”的特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水性寒凉、下行、湿润、阴暗,故水属阴;火性温热、升腾、干燥、光亮,故火属阳。从日光向背和水火特性认识阴阳的特征,即以水与火的特性表述阴阳特征。

通过抽象、比类、推演法，具有“向日”或“火”特性的事物或现象归属“阳”，具有“背日”或“水”特性的事物或现象归属“阴”；以气温言，温热为阳，寒冷为阴；以昼夜言，白昼为阳，黑夜为阴；以机体部位言，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以动静言，运动为阳，静止为阴；以生命状态言，具有推动、温煦、亢奋等作用及相应特性的为阳，具有凝聚、滋润、抑制等作用及相应特性的为阴。

阴和阳的基本特征:以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积极的、进取的、刚强的、无形的、亢奋的属“阳”的范畴;以静止的、向内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消极的、退守的、柔弱的、有形的、抑制的属“阴”的范畴。据此特征,将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划分为阴阳两大类(表1-1)。

表 1-1 事物与现象阴阳属性归类表

3. 阴阳属性的特点

（1）阴阳的抽象性:阴阳代表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两方面的属性,而不是指某一特定的事物或现象,是抽象的概念。《灵枢·阴阳系日月》载“阴阳者,有名而无形”。 (2) 阴阳的普遍性: 自然界存在着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 宇宙间一切相关的事物和现象均可用阴阳加以概括。阳性积极、进取、刚强, 凡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以阳的属性概括; 阴性消极、退守、柔弱, 凡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以阴的属性来概括。

在自然界:天气清轻为阳、地气重浊为阴,火热炎上为阳、水寒润下为阴;运动事物属阳、静止事物属阴,蒸腾气化的运动状态属阳、凝聚成形的静息状态属阴;古有“阳化气,阴成形”之说。在人体:具有推动、温煦、兴奋等作用的物质与功能属阳,具有凝聚、滋润、抑制等作用的物质与功能属阴。阴阳无处不在,具有普遍性。

（3）阴阳的相关性：划分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必须满足双方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对立的基本条件，如天与地、白昼与黑夜、晴天与阴雨天、温热与寒冷、升与降、明与暗等。不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则无从划分阴阳，所以阴阳属性的划分具有相关性。 (4) 阴阳的相对性: 事物的阴阳属性划分取决于阴阳双方性质、位置、趋势等方面的比较, 不是绝

对的、恒定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可变的。比较的对象、时间、范围改变时，比较的结果也随之发生改变。《素问·金匮真言论》载“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这是比较的对象改变，致使阴阳属性的划分也发生变化。因此，事物的阴阳属性具有明显的相对性。

阴阳这种相对性集中表现为阴阳的无限可分性和阴阳的相互转化两个方面。自然界任何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都可概括为阴阳两大类，而事物内部又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每一事物内部的阴或阳的任何一方又可再分阴阳。《素问·金匮真言论》载“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说明白昼为阳、黑夜为阴，而属阳的白昼再分阴阳，则上午太阳渐升属阳中之阳，下午日落西山属阳中之阴；将属阴的黑夜再分阴阳，则上半夜夜色渐重为阴中之阴，下半夜东方渐白为阴中之阳。人体脏腑中，五脏藏精气属阴，六腑传化物属阳；五脏中，心肺在膈上属阳，肝、脾、肾在膈下属阴；脏中再分阴阳，心有心阴、心阳之分，肾有肾阴、肾阳之别。可见，阴中有阴、阳中有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之中可再分阴阳，永无止境，以至无穷。正如《素问·阴阳离合论》载“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说明阴阳的无限可分。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阴和阳完全可以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

阴阳所具有的抽象性、普遍性、相关性、相对性的特点，对揭示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阴阳学说的主要内容

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与转化关系是阴阳学说的核心内容,以此关系认识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和规律。

阴阳的对立制约阴阳的对立指阴阳的属性相反、相互斗争；阴阳的制约指属性相反的阴阳双方相互牵制和约束的关系。阴阳的对立制约，是指自然界一切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都存在着相互矛盾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

(1) 阴阳相互对立:自然界一切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阴阳两个方面,如天与地、上与下、内与外、动与静、升与降、出与入、昼与夜、明与暗、寒与热、虚与实等。

(2) 阴阳相互制约:阴阳双方彼此相互牵制、约束的制约关系,并通过这种制约维持“阴平阳秘”状态。自然界四季(春、夏、秋、冬)之温、热、凉、寒的气候变化:春夏温热是因春夏阳气上升,抑制了秋冬寒凉之阴气;秋冬寒冷是因秋冬阴气的上升,抑制了春夏温热之阳气。《素问·脉要精微论》载:“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冬至到立春谓之一阳生,此时自然界阳气逐渐上升,阴气逐渐下降,夏季则阳气盛极,阴气伏藏;夏至到立秋谓之一阴生,此时自然界阴气逐渐上升,阳气逐渐下降,冬季则阴气盛极,阳气伏藏。如此循环,年复一年。正是由于自然界阴阳的相互制约,万物始终处于运动之中,生物才有“生长化收藏”和“生长壮老已”之变化。人体的生理活动正常进行,缘于机体阴阳的相互制约,始终维持动态平衡。白天阳气盛、阴气弱,阳主动,阴主静,故白天人精神振奋;夜间阴气盛、阳气弱,故夜晚人精神困倦。阴阳的相互制约也表现为阴阳的任何一方太过或不足,引起对方的减弱或亢盛,即太过者使对方减弱,不足者导致对方相对亢盛。疾病的发生、转化、痊愈的过程,就是抗病能力(正气)与致病因素(邪气)相互对抗、相互制约的过程。

“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体现阴阳的对立制约关系，阳胜必然损伤人体的正气(阴液)，阴胜也必然损伤人体的正气(阳气)。在治病过程中，运用阴阳对立制约关系，采取以静制动、以动制静，或以阴制阳、以阳制阴的应对措施，使阴阳趋于动态平衡，病祛身愈。《类经附翼·医易义》谓“动极者镇之以静，阴亢者胜之以阳”。

阴阳的互根互用指相互对立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为用的关系,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阴阳相互依存：阴阳彼此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上为阳、下为阴，没有上也就无所谓下，没有下也就无所谓上；左为阳、右为阴，没有左就无所谓右，没有右也就无所谓左；热为阳、寒为阴，没有热就无所谓寒，没有寒也就无所谓热等。《医贯砭·阴阳论》指出，“阴阳又各互为其根，阳根于阴，阴根于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即阳依存于阴，阴依存于阳。阴阳相互依存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规律。（2）阴阳的相互为用：阴阳之间相互资生、相互促进的关系，即阴生阳，阳生阴。自然界四时与气候寒暑更替，夏天虽热，但雨水增多，阴从阳生；冬日虽寒，干燥少雨，阳从阴化；阴阳二气既对立制约，又互根互用，维持一年四季气候相应变化与稳定。《淮南子·天文训》称“阳生于阴，阴生于阳”。

精与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精是体内液态精华物质,有形属阴;气是含有巨大能量运行不息的极精微物质,无形属阳。精是气的化生本原,能量的化生基础,谓之“阳依存于阴并化生于阴”。没有精则不能化生气,能量的产生有赖于精的转化,故精亏则气少。气是精的功能体现,化精的动力源泉,谓之“阴依存于阳而又化生于阳”。没有气则难以生精,精华物质的合成以消耗能量为代价,故气少则不能生精。气与血亦是构成人体和维持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为阳,血为阴。气为血之帅,能生血、运血、统血,故气运行正常有序,有助于血的生成和运行;血为气之母,能载气、养气,故血旺盛则促气充分发挥功能。精与气、气与血均存在着阴阳的互根互用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可见自然界和人体也普遍存在阴阳的相互资生、相互促进关系。

阴阳互根互用的关系失常,阴阳的任何一方虚弱,不能资助另一方,必然导致另一方不足,出现阴阳互损的病理变化;甚者一方趋于消失,致使另一方失去存在前提,呈现“孤阳”或“孤阴”的“阴阳离决”状态,这意味着人体的“精气乃绝”,生命即将终止。《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载“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

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宇宙中一切事物和现象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是普遍存在的;而阴阳的对立制约和互根互用是在阴阳对立统一基础上的具体理解和深化。基于阴阳属性特征的划分,如精与气、气与血、精与神较多体现阴阳的互根互用,而水与火、寒与热的阴阳关系主要侧重阴阳的相互制约。张介宾所著《景岳全书·新方八阵·补略》载“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

阴阳的消长平衡阴阳消长指阴阳运动中量的变化, 消为减少、消耗, 长为增多、增长, 阴和阳双方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在一定限度、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的 “阴消阳长” “阳消阴长” 之中维持相对平衡。阴阳的消长平衡符合于: 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 消长是绝对的, 平衡是相对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阴阳消长：表现为阴阳双方你强我弱或我强你弱，基本形式有阳消阴长、阴消阳长。

一年四时气候变换,由夏至秋及冬,气候由炎热渐转凉变寒,即是“阳消阴长”的过程;从冬至春及夏,气候由寒冷渐转暖变热,即是“阴消阳长”的过程。人体生理活动中,各种营养物质(阴)的化生,又必然消耗一定的能量(阳),这是“阳消阴长”的过程;各种功能活动(阳)的发挥,必然消耗一定的营养物质(阴),这是“阴消阳长”的过程。

（2）阴阳皆消与阴阳皆长：表现为阴阳双方的我强你强或你弱我弱，基本形式为阴阳俱长、阴阳俱消。气血是人体基本物质，气属阳，血属阴。气能生血，气虚日久，化血功能衰退，阳损及阴，可出现气血两虚，而血虚日久，气生化无源，阴损及阳，亦可出现气血两虚，即谓阴阳皆消。以补气则可生血，阴随阳长，以养血当可益气，阳随阴长，即谓阴阳皆长。

阴阳的消长仅是阴阳运动变化的一种形式。阴阳的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是建立在阴阳对立制约基础上的盛衰变化(量变)；而阴阳的皆消和皆长，是建立在阴阳互根互用基础上的强弱变化(量变)。前者量变是阴阳变化程度的不同，阴逐渐减少而阳逐渐增多，或阳逐渐减少而阴逐渐增多，虽体现的性质仍然不变(量变)，但程度不同；后者量变是阴虚导致阳亦虚，阳虚导致阴亦虚，补阳可促阴长,补阴可促阳生,阴和阳是同时降低或升高,阴阳属性仍不发生变化(量变)。这两种量变均是事物性质没有发生变化。

阴阳的消长运动保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四时气候变迁,寒暑季节更替,阴阳消长不同,仅是量的多少变化,但仍是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并未超出一定的限度,仍处于阴阳总体协调的范围之内。若只有“阴消阳长”而无“阴长阳消”,或仅有“阳消阴长”而无“阳长阴消”,则破坏阴阳的相对平衡,形成阴阳偏盛或偏衰的阴阳失调病态。如此,则自然界非其时而有其气,意味着自然灾害的发生;人体则是病理状态。《素问·至真要大论》载“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调整阴阳,恢复阴阳消长运动过程中的动态平衡是中医学主要治疗原则之一。

阴阳的相互转化指一切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各自相反方向转变的运动方式;阴阳发生由“化”至“极”的量变到质变,致使事物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

中医学认为阴阳转化的条件为“重”或“极”，有“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寒极生热，热极生寒”之说。“重”和“极”指事物发展到极限或顶点：原表现以阴(或阳)为主的事物有可能转化为表现以阳(或阴)为主的事物；寒“极”则向热转化，热“极”则向寒转化。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物质与功能的新陈代谢，营养物质(阴)不断转化为功能活动(阳)，而功能活动(阳)又不断转化为营养物质(阴)，就是阴阳转化的具体表现之一。这一“物质与功能”代谢演变过程，即是阴阳“消长与转化、量变与质变”的统一。

人体生命活动的病变进程中,阴阳的转化也是存在的。急性感染患者,先出现高热、面赤、烦躁、脉数有力等阳热之象;病情进展至休克状态,则突然出现体温下降、面色苍白、四肢厥冷、精神萎靡、脉微欲绝等阴寒危象,这即属阳热(实)证转化为阴寒(虚)证。若抢救及时,治疗得当,则可正气来复,四肢转温,阳气渐生,病情转危为安,这即是由阴证转为阳证。

（三）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整体,据此说明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证演变规律,指导临床辨证论治。

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中医学以阴阳学说的方法划分作为有机整体之人的组织结构，《素问·宝命全形论》载“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按机体部位：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体表为阳、体内为阴。按胸背：背部为阳、胸部为阴，腰部为阳、腹部为阴。按四肢：外侧为阳、内侧为阴。按脏腑，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按五脏：心、肺居胸为阳，肝、脾、肾居腹为阴；而心有心阴、心阳，肾有肾阴、肾阳之分等（表1-2）。

表 1-2 人体组织结构阴阳属性归类表

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人体的生理活动依赖阴阳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并协调平衡,以阴阳动态平衡维持着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即“阴平阳秘”。

(1) 解释机体组织(物质)与功能的基本关系: 中医学以“阴精(物质)与阳气(功能)”的运动变化概括人体生理活动。营养物质(阴)是功能活动(阳)的动力源泉, 而功能活动(阳)又促进营养物质(阴)的化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阴在内, 阳之守也; 阳在外, 阴之使也”, 说明物质属阴居于内, 为属阳的功能而守, 功能属阳现于外, 为属阴的物质所遣, 阴阳分居内外, 各司其职。物质与功能、阴与阳共处于机体之中, 保持着动态平衡, 维系着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2) 解释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 阳主升, 阴主降, 而阴阳之中复有阴阳; 阳中之阴则降, 阴中之阳则升; 人体阴与阳的升降交互运动, 即是阴阳的升降出入, 气的升降出入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

升降出入正常,则生命活动正常;升降出入失常,则生命活动异常。人体生理活动的“物质与功能”的运动变化、阴与阳升降出入交互运动,必须依赖于机体阴阳平衡。阴阳失调则疾病发生,阴阳分离、升降出入停止,则生命活动终结。《素问·生气通天论》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阐明人体的病理变化疾病的发生是由病邪作用于人体,邪正相争,导致阴阳失调、脏腑组织损伤和生理功能失常的结果。而病邪可以分为阴阳两类。一般而言,六淫属阳邪,饮食居处、情志失调等属阴邪。阴阳之中复有阴阳,风邪、暑邪、火(热)邪为阳,寒邪、湿邪为阴。各种病因导致机体阴阳平衡破坏,出现阴阳偏盛或偏衰而发病,即谓“阴阳乖戾,疾病乃起”。尽管疾病的病理变化复杂多端,但均可以用阴阳失调来概括说明。阴阳失调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

（1）阴阳偏盛：盛即亢奋、过胜之意，偏盛指外邪(阳邪/阴邪)侵犯，邪气并于阴或阳，使其偏于亢奋，以邪气盛、正气未伤为特征的病理状态，即阴或阳任何一方超过正常的病理变化。此类证候属实证，包括阳偏盛和阴偏盛。

1）阳偏盛：功能亢奋或热量过剩，出现阳热亢盛之高热、汗出、面赤、脉数等表现，即“阳盛则热”的实热证。阳胜则阴病，指阳胜致病的发展趋势，阳胜必然损伤人体阴液，致“阳盛伤阴”之证。 2）阴偏盛：脏腑组织功能抑制或障碍，温煦气化不足，出现阴寒至盛之形寒肢冷、面白腹胀、泻下清稀、脉沉等表现，即“阴盛则寒”之实寒证。阴胜则阳病，指阴胜致病的发展趋势，阴胜必然损伤人体阳气，致“阴盛伤阳”之证。 (2) 阴阳偏衰: 衰即衰减、不足之意, 偏衰指阴或阳一方低于正常水平, 以正气虚弱为特征的病理状态。此类证候属虚证, 包括阳偏衰和阴偏衰。 1）阳偏衰：阳气不足，温煦功能低下，不能制约阴，则阴相对偏亢而出现面色苍白、畏寒肢冷、神疲倦卧、自汗、脉微等“阳虚则寒”之象，即虚寒证。 2）阴偏衰：机体阴液不足，无力制约阳，则阳相对偏亢而出现颧红潮热、盗汗咽燥、五心烦热、脉细数等“阴虚则热”之象，即虚热证。

实热证与虚热证均现“热”象,实寒证与虚寒证均现“寒”象,但中医病机属“实证”与“虚证”不同,实证治当“泻之”,虚证治当“补之”。“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是中医学的病机总纲。

（3）阴阳互损：阴阳互根互用关系失调而出现的病理变化。阴阳之任一方亏虚或功能减退，不能资助另一方或促进其化生，必然导致另一方的虚衰或功能减退，阴阳偏衰至一定程度时，便会出现“阳损及阴、阴损及阳”的阴阳互损状态。王冰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称“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

阳损及阴:体内阳气虚弱到一定程度,无力化生阴液,出现阴液亏虚;阴损及阳:体内阴液亏虚到一定程度,不能滋养阳气,导致阳气亦虚。阳损及阴或阴虚及阳最终导致“阴阳两虚”。阴阳两虚是阴阳的对立处在低于正常水平的平衡状态,同样存在着偏于阳虚或偏于阴虚的不同,是病理状态而非生理状态。

（4）阴阳转化: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阴阳偏盛或偏衰的病理变化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即阳证可以转化为阴证,阴证可以转化为阳证。阳热实证可转化为阴寒虚证,如外感阳热之邪,高热至极,突然出现四肢冰凉之虚脱证,由阳热实证转化为阴寒虚证;阴寒虚证可转化为阳热实证,如外感寒证,失治误治可致寒邪入里化热,寒证转化为热证。“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即属此类病理变化,而“重”和“极”是转化的必备条件。邪正斗争,是疾病自我运动转化的内在原因,医疗护理是促使转化的外部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由于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阴证和阳证虽然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又互相渗透,阳证之中还存在着阴证的因素,阴证之中也存在着阳证的因素,因此阳证和阴证之间可以互相转化。

指导疾病的辨治中医学认为阴阳失调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基本病机。疾病的临床表现固然错综复杂,且千变万化,但均可概括于“阴阳”之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1）指导临床辨证：临床以“阴阳”归纳病位(表、里)、病性(寒、热)、病势(虚、实)。表、热、实属阳，里、寒、虚属阴。以阴阳作为辨别证候的总纲，紧扣疾病本质，执简驭繁，有效地指导临床辨证。

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临证辨别阴阳为首务。如望诊方面，以色泽辨阴阳：色泽鲜明为阳，色泽晦暗为阴。闻诊方面，以声息辨阴阳：语声高亢洪亮、言多而躁动、呼吸有力、声高气粗者属实、属热为阳；语声低微无力、言少而沉静、呼吸微弱、声低气怯者属虚、属寒为阴。问诊方面，以动静喜恶分阴阳：躁动不安、身热恶热属阳；蜷卧静默、身寒喜暖属阴。切诊方面，以脉象辨阴阳：寸为阳，尺为阴；数者为阳，迟者为阴；浮大洪滑为阳，沉小细涩为阴。实乃“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素问·脉要精微论》）。

(2) 确立基本治则: 调整阴阳是临床基本治则, 即损其有余、补其不足, 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

损其有余:调治阴阳偏盛(实证)的基本原则,即实则泻之。阴或阳一方偏盛,机体正气尚未损及,治应损其有余。“阳盛则热”,应治热以寒,以寒凉药泻其阳热,即“热者寒之”;“阴盛则寒”,应治寒以热,以温热药温散其阴寒,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与“寒者热之”均属临床阴阳偏盛形成实证的治疗原则,亦称“实则泻之”。

阴阳偏盛的同时,可致另一方虚损,即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如此不宜单纯损其有余,而须兼顾另一方不足。如逐寒或泻热的同时,佐以扶阳或益阴,“祛寒助阳”或“清热滋阴”即是此治法的体现。

补其不足:调治阴阳偏衰(虚证)的基本原则,即虚则补之。机体阴(液)或阳(气)的一方偏衰,正气不足,治应补其不足。“阴虚则热”,治宜“滋阴壮水”,即“阳病治阴”,但不宜以寒凉之药直折虚热;“阳虚则寒”,治宜“温阳益火”,即“阴病治阳”,但不宜以辛温之药发散虚寒。“滋阴壮水”或“温阳益火”均属阴阳偏衰形成虚证的治疗原则,亦称“虚则补之”。张介宾还提出了“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治法,《景岳全书·新方八阵·补略》强调“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

损其有余、补其不足是临床治疗的基本原则，阳盛者泻热、阴盛者散寒，阳虚者温阳、阴虚者滋阴，调整阴阳的偏盛偏衰之象，使阴阳恢复到相对动态平衡的健康状态。

(3) 辨识药物性能: 中医学以阴阳概括药物的性味和功能, 作为临床用药的依据。药物性能取决于药物气性味和升降浮沉, 而药物的 “气、味、升降浮沉” 可用阴阳属性归纳 (表 1-3)。

表 1-3 药物性味阴阳属性归类表

1) 归纳药性: 药物有四性, 包括寒、热、温、凉, 亦称 “四气”。能减轻或消除热证的药物 (如黄芩、栀子), 其性属寒或凉, 寒与凉性药属阴; 能减轻或消除寒证的药物 (如附子、干姜), 其性属温或热, 温与热性药属阳。 2) 辨别药味: 药物有五味, 包括辛、甘(淡)、酸、苦、咸, 亦称 “五味”。辛、甘(淡) 味药属阳, 酸、苦、咸味药属阴。药味不同, 功效差异较大。《素问·至真要大论》载 “辛甘发散为阳, 酸苦涌泄为阴, 咸味涌泄为阴, 淡味渗泄为阳”。 3）分析升降浮沉：升指上升，降指下降，浮指浮散，沉指重镇。具有升阳发表、祛风散寒、涌吐、开窍等功效上行向外的药物，其性升浮属阳；具有清热泻下、利尿、重镇安神、潜阳息风、消导积滞、降逆收敛等功效下行向内的药物，其性沉降属阴。

中医学根据阴阳偏盛与偏衰,辨明病证的虚实寒热。依据辨证确定治疗原则,借助阴阳辨析药物性能,选择相应药物,纠治阴阳失衡状态,达到以平为期之治疗目的。

指导养生和疾病预防中医学认为保持机体的阴阳平衡与自然界阴阳变化协调一致,即能防病延年。人生存于自然界,顺应一年四时的变化,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万物生化规律,既延年益寿,又可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法于阴阳”,即遵循自然界阴阳的变化规律来调理人体阴阳,保持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可使机体健康,并能预防疾病的发生;反之,不适应四时阴阳变化,致使机体阴阳失调,极易导致疾病的发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载“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明确指出:春夏季节注意保养阳气,以为秋冬之用;秋冬季节注意维护阴液,以为春夏所需,便是防病摄生的根本。

三、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研究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概念、特性、生克制化乘侮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互关系的一种哲学思想，属于中国古代(战国至两汉时期)唯物论和辩证法范畴及朴素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均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要素组成，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物质不断运动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天地万物的运动秩序遵守五行相生、相克制约，即遵守五行生克制化的法则。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性质和特点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归纳为五大系统，借助五行生克制化的法则，维系和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古人将自然界的许多事物或现象进行比类、演绎、归类，最终形成木、火、土、金、水五行系统理论。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医学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方法之一。

（一）五行学说的基本概念

五行的概念五行之“五”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或基本元素，五行之“行”指五种基本物质或元素行列次序及运动变化、运行不息的意思。“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或元素及其运动变化。五行强调事物的整体结构关系和运动制约形式。五行的概念，不是表示五种特殊的物质形态，而是代表五种功能属性，“是五种强大的力量不停地循环运动而不是消极无动性的基本(主要的)物质”（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自然界客观事物内部阴阳运动变化过程中五种状态的抽象，属于抽象的概念，也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
五行学说的概念五行学说是研究五行特性、归类方法及生克制化规律,用以阐释自然界万物相互关系和运动变化、探求自然规律的系统论和方法论。中医学运用五行学说阐述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机体与外界环境的和谐统一,指导临床辨证和治疗。

（二）五行学说的主要内容

1. 对事物属性的五行分类

（1）五行的特性:古人通过长期生活实践,发现木、火、土、金、水各有其特性,《尚书·洪范》提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以此进行抽象的比类演绎、分析归纳,逐渐形成关于五行特性的理性和抽象认识。

木的特性：“木曰曲直”。“曲直”指树干曲曲直直地向上、向外伸长舒展的生发姿态，借以类比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特性的事物及现象，即具有此类特性的事物或现象归属“木”的范畴。

火的特性：“火曰炎上”。“炎上”指火具有温热、升腾、向上的特征，具有温热、升腾等特性的事物或现象归属“火”的范畴。

土的特性：“土爰稼穑”。“稼”指播种，“穑”指收获，“稼穑”指土地可供人们播种和收获农作物，具有生化、承载、受纳特性的事物或现象归属“土”的范畴。

金的特性:“金曰从革”。“从”指顺从、服从,“革”指革除、改革、变革。金具有能柔能刚、变革、肃杀的特性,引申为肃杀、潜降、收敛、清洁之意,具有此类性能的事物或现象归属“金”的范畴。

水的特性:“水曰润下”。“润下”指水具有滋润和向下的特性,具有寒凉、滋润、向下、静藏等特性的事物或现象归属“水”的范畴。

可以看出,五行学说中的五行特性,虽来源于木、火、土、金、水五者的具体观察,但古人将其运用于对一切事物五行属性的总概括,使它早已超脱各自原本的涵义,而具更为广泛、更抽象的意义。

(2) 事物的五行归类: 五行学说根据五行特性, 类比事物和现象的性质、特点、作用特性, 以划分事物的五行属性。类比归类的主要方法有直接与间接之分。 1) 直接归类法:又称取象比类法。取象即从事物的形象(形态、作用、性质)中找出能反映本质的特有征象;类比即具有共同特征的个体集合。五行学说对事物进行“取象类比”,以获得事物的五行属性。

方位配五行:旭日东升,与木之升发特性相类似,故东方归属木;南方炎热,与火之炎上特性相类似,故南方归属火;西部高原,日落之处,其气肃杀,与金之特性相类似,故西方归属金;北方气候寒冷,无霜期短,虫类蛰伏,与水寒凉、向下和静藏的特性相类似,故北方归属水;中央地带,气候适中,长养万物,统管四方,与土的特性相类似,故中部归属土。

五脏配五行:肝性喜舒展而主升,故肝归属木;心推动血液运行、温煦全身,故心归属火;脾主运化,为机体提供营养物质,故脾归属土;肺主宣肃而喜清降,故肺归属金;肾主水,司封藏,主水液,故肾归属水。 2）间接推演法：又称推演络绎法，即根据已知的某些事物的五行归属，扩展至其他相关事物，以得知这些事物的属性的推理方法。自然界许多事物无法以直接归类法纳入五行之中，鉴于此，古人运用推演络绎法归类，属中国古代的类推形式。

四季配五行:春主生发属木,春季多风,风与春季关系密切,风随春季而归属木;夏季属火,夏季炎热,热与夏季关系密切,热随夏季而归火;长夏属土,长夏较潮湿,湿与长夏密切关联,湿随长夏而归土;秋季属金,秋季气候干燥,燥与秋季密切关联,燥随秋而归金;冬主封藏属水,冬季寒冷,寒冷与冬季关系密切,寒冷随冬季而归水。

脏腑配五行:肝属木行,肝与胆相表里,肝主筋,肝开窍于目,故胆、筋、目随肝而归木;心属火行,心与小肠相表里,心主脉,心开窍于舌,故小肠、脉、舌随心而归火;脾属土行,脾与胃相表里,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故胃、肌肉、四肢、口随脾而归土;肺属金行,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主皮毛,肺开窍于鼻,故大肠、皮毛、鼻随肺而归金;肾属水行,肾与膀胱相表里,肾主骨生髓,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故膀胱、骨、髓、耳及二阴随肾而归水。

根据上述归类法,从而得出人体与自然界事物五行属性的归类,见表 1-4。

表 1-4 人体与自然界事物五行属性归类表

判别事物的五行属性归类,这是对各种事物和现象不同功能属性的总概括。无论是直接归类还是间接推演,凡被归入同一“行”类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多少存在着某些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属本质性的,也可能只是表象上的而非本质的,有的甚至牵强附会。必须注意:这一归类方法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

总之,中医学在天人相应思想指导下,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框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以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按其属性进行归纳,从而将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或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以及自然环境的统一。

五行的正常调节机制五行学说以五行间的相生与相克关系,探索自然界的事物或现象的发生、发展,阐释事物及现象之间或内部的自我调控机制。

（1）五行相生：“生”即资生、助长、促进之意。五行相生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递相资生、助长、促进的关系。

《春秋繁露·五行对》载“天(自然界)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一年季节归属五行的“春、夏、长夏、秋、冬”依次出现,生物对应“生、长、化、收、藏”变化,体现自然界相生关系这一正常现象,机体生命活动同样存在着此相生现象。正是这种相生或促进作用,自然界有繁茂的景象,生命过程也能生机旺盛。

五行相生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图 1-1)。五行相生关系链之任何一行存在“生我与我生”两方面。“生我者”为我母,“我生者”为我子。以“木”为例,“生我者”是水,“我生者”是火,则水是木之“母”,而火是木之“子”。五行相生关系亦称母子关系。

（2）五行相克：“克”即抑制、制约、约束和削弱之意。五行相克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递相克制和制约的关系。

《素问·宝命全形论》载：“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世间一个事物往往受到另一事物的抑制和约束，使事物保持正常协调发展，将其归纳为五行相克。正是这类相克机制，使自然界既生机蓬勃，又不亢而成害。

五行相克的次序: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见图1-1)。五行相克关系链之任何一行都存在“克我与我克”两方面。“克我者”为我“所不胜”,“我克者”为我“所胜”。以“木”为例,“克我者”是金,则金是木“所不胜”,“我克者”是土,则土为木“所胜”。五行相克关系亦称所胜所不胜关系。

（3）五行制化：制即制约、克制之意，化即生化、变化之意。五行制化指五行间具有生中有制、制中有生的生克协调关系。没有生(化)，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发展；没有克(制)，就不可能正常协调发展。《类经图翼》载“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只有生中有制、制中有生，才能维持和促进事物的相对协调和正常发展。

生中有制:五行间相互资生,同时又相互克制。以“木”为例,水生木,木生火,而水又克火,维持三者间的协调平衡(图 1-2)。

制中有生:五行间相互制约克制,同时又相互资生促进。以“木”为例,金克木,木克土,而土又能生金,维持三者间的协调平衡(图 1-2)。

五行间存在着生克制化关系,五行中的任何一行都有“生我、我生”和“克我、我克”四个方面的关系。五行生克制化的意义在于说明任何一个事物既受整体调节控制，而自身又影响着整体。通过这一复杂的调控机制，防止自身的某些太过或不及，以维持整体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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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五行生克制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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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五行制化关系示意图

五行的异常调节机制五行结构系统在异常情况下的自动调节机制为子母相及和乘侮胜复。

（1）子母相及：及，影响所及之意。子母相及是指五行生克制化遭到破坏后所出现的不正常的相生现象，包括母及于子和子及于母两个方面。母及于子与相生次序一致，子及于母则与相生的次序相反。如木行，影响到火行，叫作母及于子，而影响到水行，则叫作子及于母。（2）五行乘侮：乘即太过，侮即欺侮，有恃强凌弱之意。五行乘侮指五行相克太过或不及的异常变化。《素问·五运行大论》上说：“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图 1-3）

相乘:五行间相克太过的异常变化,亦称倍克。相乘次序与相克同,即木乘土、土乘水、水乘火、火乘金、金乘木(图 1-3)。

相侮:五行间反向克制的异常变化,亦称反克。相侮次序与相克反,即木侮金、金侮火、火侮水、水侮土、土侮木(图 1-3)。

五行相乘、相侮发生的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行过弱(不及);一行过强(太过)。以“木”为例,木弱,被其所不胜金乘,受其所胜土侮;木强,乘其所胜土,侮其所不胜金(图1-4)。相乘是相克过度(太过),相侮是反克,相乘与相侮同时伴见。五行相乘指超过正常限度的太过相克,五行相侮指五行之间出现反克的异常现象,致使五行之间的平衡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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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五行乘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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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木、土、金乘侮示意图

相生与相克是五行正常的资生和制约关系,属自然界正常现象、机体的生理状态。相乘与相侮是五行相克关系异常表现,属自然界异常现象、机体的病理状态。

（3）胜复调节：胜复指胜气和复气的关系。五行学说把由太过或不及引起的对“己所胜”的过度克制称为“胜气”，而这种胜气在五行系统内必然招致一种相反的力量(报复之气)，将其压制。这种能报复“胜气”之气，称为“复气”，总称“胜复之气”。“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这是五行结构系统本身作为系统整体对于太过或不及的自行调节机制，旨在使之恢复正常制化调节状态。如木气太过，作为胜气则过度克土，而使土气偏衰，土衰不能制水，则水气偏胜而加剧克火，火气受制而减弱克金之力，于是金气旺盛，把太过的木气克伐下去，使其恢复正常。反之，若木气不足，则将受到金的过度克制，同时又因木衰不能制土而土气偏亢，土气偏亢则加强抑水而水气偏衰，水衰无以制火而火偏亢，火偏亢则导致金偏衰而不能制木，从而使不及的木气复归于平，以维持其正常调节状态。故曰：“形有胜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素问·天元纪大论》）

胜复的调节规律是:先有胜,后必有复,以报其胜。“胜气”重,“复气”也重;“胜气”轻,“复气”

也轻。在五行具有相克关系的各行之间有多少太过，便会招致多少不及；有多少不及，便会招致多少太过。由于五行为单数，所以对于任何一行，有“胜气”必有“复气”，而且数量上相等。故曰“有胜则复，无胜则否”（《素问·至真要大论》），“微者复微……甚则复甚”（《素问·五常政大论》）。这是五行运动的法则。通过胜复调节机制，使五行结构系统整体在局部出现较大不平衡的情况下，进行自身调节，继续维持其整体的相对平衡。

总之,五行结构系统具有两种调节机制:一为正常情况下的生克制化调节机制;一为异常情况下的子母相及、乘侮和胜复调节机制。通过这两种调节机制,形成并保障了五行结构系统的动态平衡和循环运动。

（三）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五行学说在中医学领域中的应用,主要是:以五行的事物属性归类和人体脏腑组织和器官的特点,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解释人体脏腑功能、相互关系及其与自然界的联系;运用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阐述人体五脏系统之间的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功能关系变化及人与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以五行生克乘侮关系阐释脏腑病理变化、相互影响及其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五行学说体现于中医学理论脏腑结构的认识,有效地指导着养生康复和临床病证的辨证与治疗,加强了中医学关于人体以及人与外界环境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论证,使中医学所采用的整体系统方法更进一步系统化。

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广泛地应用于中医学对人体脏腑构成、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形成以五脏为核心,外联六腑及对应体、华、窍和四肢百骸的中医学藏象整体系统。

木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特性，与肝喜舒展主升的功能特点相近，且肝与胆相表里，主筋，开窍于目，故胆、筋、目均属肝系统，属“木”的范畴。火有温热、升腾等特性，与心推动血行、温煦全身的功能特点相近，且心与小肠相表里，主脉，开窍于舌，故小肠、脉、舌均属心系统，属“火”的范畴。土有生化、承载、受纳等特性，与脾主运化、为机体提供营养物质的功能特点相近，且脾与胃相表里，主肌肉、四肢，开窍于口，故胃、肌肉、四肢、口均属脾系统，属“土”的范畴。金有能柔能刚、变革、肃杀等特性，与肺主宣发肃降的功能特点相近，且肺与大肠相表里，主皮毛，开窍于鼻，故大肠、皮毛、鼻均属肺系统，属“金”的范畴。水有滋润和向下的特性，与肾主水、主纳气的功能特点相近，且肾与膀胱相表里，主骨生髓，开窍于耳及二阴，故膀胱、骨、髓、耳及二阴均属肾系统，属“水”的范畴。据此，五脏间存在生克关系，相互制约，维持着体内的动态平衡。

（1）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中医学依据五行学说之五行属性,比照五脏功能特点,将脏腑分属五行,以五行来说明五脏的生理特性。

木性曲直，枝叶条达，具有向上、向外、生长、舒展的特性，肝禀性喜条达舒畅，恶抑郁遏制，故肝属木，主疏泄。火性温热，其势炎上，具有蒸腾、热烈的气势，心“禀阳气”推动血行，温煦全身，故心属火，主血脉。土性生化、承载、受纳，具有化生万物的特性，脾性为后天之本，运化水谷，故脾属土，主运化。金性柔刚并济、变革肃杀，具有肃杀、潜降、收敛的特性，肺主宣降，故肺属金，主气，司呼吸，朝百脉，主治节，通调水道。水性滋润、向下，具有寒凉、滋润、向下、静藏的特性，肾主水，司封藏，故肾属水，主藏精，司二便。

五行学说将自然界五方、五时、五气、五味、五色与人体脏腑功能相联系，以同一“行”事物的“同气相求”特性，体现人体与自然的统一性与关联性。

(2) 阐释五脏的相互关系: 中医学运用五行的生克关系, 揭示五脏生理功能及其相互的内在联系。中医学认为人体五脏功能是互相关联的, 而非孤立的, 即五脏间存在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关系。

五脏相互资生关系:肝藏血以济心血,肝木济心火,即肝生心;心阳助脾阳运化,心火助脾土,即心生脾;脾健运以益肺气,脾土益肺金,即脾生肺;肺气清肃下行助肾纳气,肺金资肾水,即肺生肾;肾藏精滋养肝血,肾水滋肝木,即肾生肝。

五脏相互制约关系:肝疏泄以运脾气,令其不致壅塞,肝木制脾土,即肝克脾;脾健运以控肾水,使水不致泛滥，脾土制水，即脾克肾；肾水上抑心阳，使心火不致过亢，肾水制心火，即肾克心；心阳以制肺肃，使肺金清肃不致太过，心火制肺金，即心克肺；肺肃降抑制肝升发，防其太过，肺金制肝木，即肺克肝。

阐释脏腑病理传变中医学借助五行的生克关系变化,阐释脏腑病理变化的相互影响。本脏之病可传至他脏,他脏之病也可影响本脏,中医学称之为“传变”。

(1) 相生关系的传变: 病变顺着或逆着五行相生的次序传变, 包括 “母病及子” 和 “子病及母”。

母病及子:病变由母脏累及子脏,亦称“顺传”。肾水生肝木,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临床肾精亏虚,所致肝血不足,出现肝肾阴虚之证,肾病及肝即母病及子,临床又称“水不涵木”。脾土生肺金,脾为肺之母,肺为脾之子。临床脾胃虚弱所致肺气不足,出现脾肺气虚之证,脾病及肺即母病及子。

子病及母:病变由子脏波及母脏,亦称“逆传”。子病及母有三种情况:①母子双亢。子亢导致母亢,如肝木生心火,心为肝之子,心火旺引起肝火旺,所致心肝火旺。②母子双虚。子弱上累母虚所致,如脾土生肺金,肺为脾之子,肺气虚弱可致脾运化功能异常。③子亢母虚。子脏亢损伤母气所致,又称“子盗母气”,如肾水滋肝木,肝为肾之子,肝阳上亢,耗伤肾阴,致肝亢肾虚之证。

(2) 相克关系的传变: 病变顺着或逆着五行相克次序的传变, 包括 “相乘” 与 “相侮”。相乘: 相克太过或被克不及的病理传变。机体生理状态下, 肝木应制约脾土, 若肝气过强 (太过) 横犯脾胃, 则出现一系列病变, 亦称肝木乘土; 若脾虚 (不及) 而被肝乘, 临床亦可出现 “肝脾不和” 的病理传变。

相侮:逆着相克次序的病理传变,即反克的病理传变。以肺与肝关系为例,机体生理状态下,肺金应制约肝木,若肺虚或肝旺,则出现肝木侮肺的病理传变,亦称“木火刑金”。

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认识的五脏病理传变,说明脏腑病变的相互影响,但应注意病证传变并非绝对按照五行生克乘侮的关系进行,须从临床实际出发,把握疾病的传变。

指导疾病辨证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功能可反映于体表,脏腑病变亦外现于体表,临床以患者面色、声音、口味、脉象等信息作为病证辨别的依据。五行学说认为:人体五脏与五色、五音、五味、脉象有其五行分类归属的联系,临床疾病辨证,当借助“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的临证资料,联系五行生克乘侮的变化规律,推断病位、病情及其传变趋势。如面见青色,喜食酸味,脉弦,可能与肝病有关;面见赤色,口苦,脉洪,辨证属心火亢盛;脾虚患者,面色见青,属木旺乘土;心病患者,面见偏黑,属肾水克心。

指导临床治疗疾病的发生与脏腑的生克乘侮关系密切,临床在对所病脏腑治疗的同时,也要根据脏腑五行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调整脏腑间的相互关系,控制疾病传变,取得整体疗效。

（1）指导控制疾病的传变:病变过程中,一脏之病常可波及他脏而使疾病发生传变。如面见青色,喜食酸味,脉弦,可能与肝病有关,若肝病迁延不愈,可出现肝病传脾,治疗当先健脾护胃,防其传变于脾,阻断病情发展。《难经·七十七难》载:“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脾气。”

(2) 确定治则与治法: 中医学借助五行学说的生克乘侮关系确定临床治则与治法。

1）根据相生规律确定治则：《难经·六十九难》载“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即脏虚证采用“补母脏”的原则，脏实证采用“泻子脏”的原则。根据五行学说“母能令子虚，子能令母实”的理论：当某脏现虚证时，其子脏也会现虚证；当某脏现实证时，其母脏也会现实证。母子两脏俱虚，则“虚者补其母”，强调补虚不单补本脏，更应补其母脏，如以滋水涵木法调补肝肾阴虚。母子两脏俱实，则“实者泻其子”，强调泻实不单泻本脏，更应泻其子脏，如以清心泻肝法调治心肝火盛。

2）根据相生规律制订治法：根据“虚者补其母”原则制订治法。滋水涵木、滋肾养肝、滋补肝肾：以滋肾阴并养肝血之法治疗肝肾阴虚证；培土生金、补脾养肺：培补脾气以助益肺气之法，治疗肺脾气虚证；益火补土、温阳健脾：温肾阳以助脾胃之法，治疗脾肾阳虚之证；肝旺泻心：以清心火泻肝之法治疗心肝火旺之证。

3）根据相克规律确定治则：五行相克异常表现的三种形式，包括相克太过、相克不及、反克。依据五行相克规律，确定“抑强”与“扶弱”治则，重在制强，弱者易于平复。

抑强:适于相克太过即相乘的病理状态。肝(木)气太过,横犯脾胃(土),出现肝脾不调、肝胃不和之证,即木旺乘土之证,以抑强的“疏肝或平肝”法为治疗原则。

扶弱:适于相克不及即相侮的病理状态。肝(木)虚郁滞、脾(土)失健运,出现木不疏土之证,自然以扶弱的“和肝兼运脾”为治疗原则,但脾胃壅滞加剧,导致肝失条达,而出现脾土侮肝木之证,则当以抑强的“运脾和胃”法为治疗原则。

4）根据相克规律确定治法：依据“抑强”与“扶弱”的原则制订治法。

抑木扶土:以疏肝/平肝兼健脾法治疗肝旺脾虚即木旺乘土之证,如临床出现胸闷胁胀、脘痞腹胀、纳呆嗳气、腹痛肠鸣、大便或溏或秘、矢气等症状。据此建立的疏肝健脾法、平肝和胃法、调理肝脾法均属抑木扶土原则的具体运用。

培土制水:以温脾行水法治疗脾虚不运、水湿泛滥、水肿胀满之证,此证属脾肾同病。以脾虚甚者,重在温运脾阳、健脾助运化湿;以肾阳虚甚者,单温脾阳仍不足制水,而肾不主水,水湿停聚,水反克土,如此则重在温(肾)阳利水、温脾阳行水,脾肾同治。借助“培土制水”原则,建立敦土利水法、温肾健脾法。

泻南补北(泻火补水):以泻心火兼滋肾水治疗肾阴不足、心火偏旺,水火不济、心肾不交之证,如临床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腰膝酸楚、遗精、舌尖红、苔黄等症状。值得注意的是,肾为水火之脏,肾阴虚亦可致相火偏亢,临床出现头晕耳鸣、咽干盗汗、梦遗、舌质红、无苔或少苔等症状。这属于肾脏本身的“肾阴偏衰、肾阳偏亢”之证,此证与五行相克理论的“水不克火”性质不同,不属于泻南补北法。

中医学运用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结构与脏腑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说明人体与自然的统一性与联系性;依据五行的生克乘侮规律,认识脏腑病理变化与病证传变,进一步确定治疗原则,指导制订临床治法。从系统联系的视角,分清病证主次,兼顾彼此,以治母兼顾子、治子兼顾母,抑强辅以扶弱、扶弱辅以抑强的治则思路,系统调节整体平衡。

此外,中医学还运用五行学说及其生克乘侮规律,指导脏腑用药、针灸取穴以及精神情志疾病的治疗。

总之,中医学运用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认识人体脏腑结构与生理功能,解释机体病理状态与病证变化,指导临床辨证,确定治则治法,辨识中药性味功效,指导临证选药组方,以系统的观点与方式调治人体自身平衡,以整体的理念与模式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平衡,从而消除疾病,维持和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

(范恒)

第三节 |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它有三个基本特点，即整体观念、恒动观念和辩证论治。

一、整体观念

(一) 整体观念的含义

整体是构成事物的诸要素的统一体,是由其组成部分以一定的联系方式构成的。整体观念是对事物和现象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联系性的认识。中医学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界密切相关,人体受社会、生存环境影响,这种机体自身整体性及其与内外环境统一性的认识,称为整体观念。这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中医学中的体现,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它贯穿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理论体系之中,对临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整体观念着眼于人体的整体功能及整体反应能力,并成为中医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核心。

(二) 整体观念的主要内容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形体结构上,人体是由脏腑、经络及生命的基本物质精、气、血、津液所构成的。这些脏腑器官在结构上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和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等的作用,构成一个表里相联、上下沟通、密切联系、协调共济、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每一个脏腑器官都是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生理功能上,一方面各脏腑发挥着自身的功能,另一方面脏腑功能之间又有着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依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维持机体生理平衡。精、气、血、津液等是脏腑功能活动的基础,又依赖于脏腑功能活动而产生。形体结构与其生理功能的高度统一,即形神的统一,都反映了功能与形体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病理变化上,脏腑之间相互影响,任何局部的病变都可能引起全身的反应,整体功能的失调也可反映于局部。某一脏腑通过经络、气血津液影响其他脏腑的功能。诊断治疗上,当对疾病进行分析判断时,把局部病理变化与整体病理反应有机地统一起来。由于各脏腑、组织、器官在生理、病理上存在着相互联系和影响,在诊断疾病时,就可以通过五官、形体、色脉等外在的变化来了解和判断内部脏腑病变,从而作出准确的诊断,并从脏腑之间、脏腑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入手,着眼于调节整体功能的失调,采取综合治疗,而不仅限于局部病变的处理。形体结构和生命基本物质的统一性,决定了功能活动的统一性,而不同功能活动的互根互用、相互协调关系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关键。这种五脏一体观,充分反映出人体内部各组织和器官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如大自然存在的阳光、空气、水、各种物质、生物圈等,构成了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外部环境。因此,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的运动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机体则相应地产生生理和病理上的反应,故谓“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灵枢·邪客》)。这种“天人一体观”认为,天有三阴三阳六气和五行的变化,人体又有三阴三阳六气和五脏之气的运动。自然界阴阳五行的变化,与人体五脏六经之气的运动是相互收受通应的。所以,人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息息相通,即“人与天地相应”。《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载:“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人生活在自然界,应顺应自然,而不是违背自然的规律,身体才能维持健康。

季节气候对人体的影响:《灵枢·五癃津液别》所言“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说明了四季气候的更替变化使人表现出规律性生理适应过程,因此人体应随春夏秋冬的气候交变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如夏季汗多尿少、冬季汗少尿多等,就是人体生理活动适应自然气候自我调节的结果。同样,脉应四时而见春偏弦、夏偏洪、秋偏浮、冬偏沉等变化。天气的风雨阴晴对人的气血运行也会产生影响,如晴天阳光明媚,气血运行舒畅,人会感到神清气爽,而阴雨天乌云密布,气血运行迟缓,则使人感到倦怠郁闷。

昼夜晨昏对人体的影响:《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说明了昼夜晨昏的变化对人体生理有不同影响,人体应与之相适应。人体的阳气,白天趋于体表,推动人体脏腑组织和器官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有利于人们劳作;夜晚多趋于里,机体功能活动相对迟缓,便于睡眠休息,这反映了人体阴阳与自然界阴阳之间存在着适应性的自我调节变化。此外,人体的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等也有昼高夜低的节律变化。当人生病后,因晨起阳气生,中午阳气盛,人体内阳气与之相应,阳气渐生渐旺,阳气能胜邪,故白天病情较轻,而午后阳气衰,夜晚阳气内藏,人身阳气亦随自然界阳气的渐退而渐衰,故而傍晚加重。因此《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上说“旦慧、昼安、夕加、夜甚”。

地域环境对人体的影响:《素问·宝命全形论》有“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说明了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也有影响,人体应与之相适应。由于各个地区和方域都有其各自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所以各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人文习俗、生活习惯等也都存在差异。如南方气候炎热而多潮湿,故人体腠理较疏松,体格多柔弱瘦小;北方气候寒冷而多干燥,故人体腠理较密,体格壮实粗犷。一旦易地而居，环境突然变化，初期多感不太适应，出现“水土不服”，容易患病，经过一段时间又可逐渐适应，都说明了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活动有一定影响，又说明了人体具有适应自然的能力。

人与天地相应,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在自然界中,四时气候、昼夜晨昏、土地方宜等,均给予人的生命活动与疾病一定影响。因此人类应主动地适应自然,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从而提高健康水平,减少疾病发生。人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而人与人之间也存在差异。一旦自然界变化过分剧烈,或由于个体自身适应及调节能力偏弱,不能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就会发生某些疾病,所以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中医治疗学的重要原则。

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人不单是生物个体,具有自然属性,而且是社会中的一员,具备社会属性。社会环境不同,可造成个体的身心功能与体质的差异,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婚姻、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饮食习惯、兴趣爱好等社会因素,都会影响人体生理活动、心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心理因素与社会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称为社会-心理因素。人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与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如社会安定,人们丰衣足食,生活规律,其抵抗力强,故病少而轻,寿命也长;社会动乱,人们流离失所,饥饱无常,其抵抗力下降,各种疾病易发生,故病多而重,死亡率也高。良好的社会环境,融洽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振奋,勇于进取,有益于身心健康;不利的社会环境,可使人精神压抑,或紧张恐惧,从而影响身心健康。政治、经济地位过高,易使人骄傲、霸道、目空一切;其地位低下,则易产生自卑感或颓丧情绪,从而影响人体脏腑功能和气血的流通,乃发疾病。社会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提高,有益于健康和延年益寿;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一些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如人口增长、资源减少、环境污染、节奏紧张、失业下岗等,可使人精神紧张、情绪压抑、安全感与稳定感缺失等,导致一些新的身心疾病。中医学历来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即情志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故《素问·上古天真论》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中医的整体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和发展,是中医学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和探索人体与自然界关系所得出的认识,也是中医诊疗疾病时所必备的思想方法。治疗疾病必须着眼于全局,注意对整体的调节,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灵枢·终始》)等,都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而确定的治疗原则。总之,整体观念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防病、养生康复之中,并对现代环境科学、认识和治疗身心疾病,以及解决天人对立的生态失衡,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恒动观念

（一）恒动观念的含义

恒动,就是不停地运动、变化和发展。运动是物质固有属性。《格致余论·相火论》云:“天之生物,故恒于动,人之有生,亦恒于动。”中医学认为,一切物质,包括人体,都处于永恒而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动而不息”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此,研究人的生命活动、健康和疾病等医学问题,应持有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观点,而不可拘泥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僵化的观点。这种恒动观念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

（二）恒动观念的主要内容

生理上的恒动观人体脏腑器官的生理活动都是处于永恒无休止的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界生化万物有赖于恒动不休，人体生命活动也是如此。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气有很强的活动能力，无处不到，始终处于运动状态，时刻激发和推动着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中医学把气的运动形式归纳成升、降、出、入，并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六微旨大论》）。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一个升降出入气化作用的动态平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动”。维持健康就要经常锻炼身体，即为“生命在于运动”。如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吸收，津液的环流代谢，气血的循环灌注，脏腑的功能活动，物质与功能的相互转化，无一不是在机体内部以及机体与环境之间的阴阳运动中实现的。

病理上的恒动观邪气伤人,非常则变,五脏相通,病变互传,移皆有次。从病因作用于机体到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整个疾病的全过程始终处于不停的动态变化之中。如外感表寒证未及时治疗,则可入里化热,转成里热证;实证日久可转为虚证;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新疾又往往引动旧病等。另一方面疾病的病理变化多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发病初、中、末期都有一般规律和特点。如风温初期在肺卫,中期在气分或逆传心包,末期多致肺胃阴伤甚则波及营血分。从病理而言,不论是六淫所伤,还是七情为害,都导致人体升降出入的气化运动发生障碍,阴阳动态平衡失调,而引发疾病。换言之,机体发生疾病后所出现的一切病理变化,诸如气血瘀滞、痰饮停滞、宿食蓄积等,都是机体脏腑气化运动失常的结果。这些都是病理上的恒动观。
疾病防治的恒动观人体的一切病理变化,都是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津液失去平衡协调,即阴阳偏盛偏衰的结果。《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根据疾病的阴阳变化,调整阴阳,以平为期,是指治疗应以调整机体的阴阳动态平衡为基本原则。中医学主张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就是以运动的观点去处理健康和疾病的矛盾,调整人体的偏盛偏衰,使之保持机体生理活动的动态平衡。因此,中医学养生及防治疾病的思想方法,均体现了运动是永恒的、静止是相对的恒动观念。

三、辨证论治

(一) 辨证论治的含义

辨证论治,包括辨证和论治两大方面,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

辨证则是从整体观念出发，将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的病史、症状和体征等资料，依据中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辨清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关系等，从而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辨”，有审辨、甄别等意思。因而，辨证的过程就是对患者的病情作出正确的全面分析、推理、判断、诊断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分析并找出主要矛盾的过程。论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选择和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的过程，也是研究和实施治疗的过程。辨证是确定治则和治法的前提和依据，辨证准确才能立法有据，提高疗效；论治则是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治疗的具体手段和方法，通过论治可以检验辨证的正确与否。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基本原则。

（二）辨证论治的主要内容

强调个体化诊疗中医学将“人”置于自然、社会整体的核心,既注重人的群体共性,又注意区分个体差异。在对待健康与疾病的问题上,始终注意区别整体状态下的具体的“人”,形成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个体化诊疗特点。与西医学辨病治疗是不一样的。
重视中医的“症”“病”和“证”三者的不同“症”“病”和“证”三者有着质的区别：“症”主要是指症状，是机体因发生疾病而表现出来的异常状态，包括患者自身的各种异常感觉与医者的感觉器官所感知的各种异常表现，如头痛、身痛、发热、舌红、苔黄、脉数等。同一症状可以由多种不同病因引起，病理机制常大相径庭，基本性质也可以完全不同，如头痛可见瘀血头痛、痰湿头痛、风热头痛等。“病”，疾病的简称，是指有特定的致病因素、发病规律和病理演变的一个完整的异常生命过程，常有固定的临床表现。疾病的命名，有些是根据临床表现命名的，如黄疸、消渴等；有些是根据疾病部位命名的，如肠痈、肺痈等；有些是根据病因命名的，如伤食、中暑等。同一种疾病可以有不同的本质特点，可以由不同的病因所致，更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证”，有“证候”“证据”之意，它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反映了疾病某一阶段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和发展趋势，揭

示了疾病的本质。“证”比单纯的症状或病名都更全面、深刻、确切地揭示了某阶段疾病变化的本质，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更为重要。

注重辨证与辨病的关系辨证论治作为指导临床诊治的基本规范,它指导人们辩证地看待“症”“病”与“证”的关系,既应看到同一种疾病常表现出多种不同的“证”,又须注意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有时可出现类同的“证”。因此在临床治疗时,还可根据辨证结果分别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等方法。如同为水肿病,根据其本质特点,可辨为多种证候:就脏腑而言,主要涉及肺、脾、肾三脏;就性质而言,既可有虚证,又可有实证;就病因而言,有风热、风寒、邪毒、水湿等。因此在治疗时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性质与特点,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又如对久痢脱肛、子宫下垂、胃下垂等不同的病,其证都是中气下陷,都可以采用升提中气之法来治疗。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是中医的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过程。中医强调个体差异,侧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重视整体与局部、客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中医治病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相同的病机,其基本治法就相同;不同的病机,其治法也就不相同,即所谓“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实质上是由于“证”的概念中含有病机的缘故。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性质的“证”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实质与精髓。

在临床中,针对疾病过程中的不同情况,随机应变,抓住主要矛盾,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范恒)

第四节 | 中医学与其他医学的交流

中医药发祥于中华大地，在不断汲取世界文明成果、丰富发展自己的同时，也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当地医学的发展。

早在秦汉时期,中医药就传播到周边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传统医药产生重大影响。宋元时期与海外通商达50余国,中外医药交流也空前地发展起来,我国与朝鲜、日本、印度、东南亚诸国及阿拉伯诸国等都有医药交流。

在东亚地区,我国与日本大规模的医药交流开始于唐朝。公元701年,日本以唐代医药制度为蓝本,制定了《大宝律令·疾医令》,规定了学习医药的必读书籍为《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针灸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中国医籍。宋元时期,我国与日本的药物贸易往来频繁,向日本出口的主要为“香药”。这一时期,宋医郎元房到日本镰仓侨居30余年,得到北条时赖和北条时宗的知遇,担任其侍医,促进了中医学在日本的发展。“金元医学”兴起后,日本学者田代三喜来中国留学,归国后将丹溪学说传入日本。公元1492—1500年,日本坂净运将《伤寒杂病论》带回日本,向日本医界介绍、传播仲景学说。我国与朝鲜的医学交流在宋朝达到顶峰,体现为向朝鲜送书、送医、送药。送书包括《太平圣惠方》《古今录验方》《张仲景方》《黄帝内经太素》等。在中国大多已经散佚的大批书籍,在高丽尚存许多善本。送医包括多次派遣医官去高丽设学馆,分科教授医术,推动了高丽医药与临床的发展。送药较为频繁,两国相互赠送药材,规模最大的是1079年,宋朝使团赴高丽送去100多种药材,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朱砂等多种珍贵药材。

在南亚地区,随着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印医学交流日渐频繁,至唐朝已达到鼎盛时期。印度传统医学吸收了中医的“切脉”“脉内”“常脉”“上焦”“下焦”等概念阐释印度的主流医学——Ayurveda(音译:阿育吠陀)医学。中医学吸收印度医学的核心理论“四大”,丰富和补充了五行学说,如南梁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言,“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将印度医学理论引入中医学之中。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地水火风,和合成人……然愚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脏中五行共相克切……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载，“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赤风，四曰白风，五曰黑风”，将外来“四大”学说与本土“五行”学说之“五色”相结合。

在中亚地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医药交流可以追溯到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波斯即今伊朗等国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随此路输入我国的有石硫黄、密陀僧等不少阿拉伯药物。其后东汉班超出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医药文化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阿拉伯的《医典》是隋唐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医学交流的一次总结,其中有关脉象的记载,采用了王叔和《脉经》中的理论。这一时期,我国向阿拉伯国家输出了肉桂、芦荟、樟脑、生姜等药物,同时乳香、没药、血竭、木香、胡芦巴等多种药物和阿拉伯医方传入我国。宋元时期,大量的阿拉伯药物输入中国,促进了对阿拉伯药物的认识和研究。宋代医方较唐代医方在香料的应用或组方上有很大变化,《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以香药命名的医方明显增加,包括苏合香丸、至宝丹、牛黄清心丸等。成书于金元时期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部波斯文的中国医学丛书,其中第一部为《王叔和脉诀》全译本,说明阿拉伯医学对中国脉学的了解较前代更为深入。

截至2021年，中医药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与43个外国政府、地区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自2015年起，中国在国内开展了59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建设，并与相关的“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了30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的建设工作，这些示范基地和海外中心共与88个国家开展了合作，培训外籍专业人员7100人次，培养学生超过1万人次，并推动捷克、匈牙利等国家对中医药立法。世界卫生组织将以中医药为主体的传统医学纳入新版《国际疾病分类》(ICD 11)，中医针灸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已有11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20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总部设在中国的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194个会员团体，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有67个国家和地区的251个会员团体。中医药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到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接受过包括中药、针灸、按摩、气功等方法治病防病。许多国家已不能满足于对中医的运用，同时还注重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工作。日本科学技术厅曾组织10余所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制定了“关于科学地证实‘证’、经穴及确保生药资源的综合研究”的规划。近年，日本围绕中医的奥秘制定了“人体新领域研究计划”。韩国学者在对中药方剂的实验研究方面，除了进行一般的镇痛、镇静、解热、镇痉和抗炎等中枢神经系统药理作用研究外，还尝试了对方剂做有效成分的化学提取。法国太空研究中心的生命科学部已与我国中医药界合作，运用中医原理研究如何缓解人体在失重情况下的反应。法国很重视对中医古典文献的研究，现已将《黄帝内经》等十余部古典医籍译成法文出版，出版中医学术刊物近10种，并设有18家中医研究机构。

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东盟、欧盟、非洲、中东欧等地区和组织卫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与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陈震)

第五节 | 中医学发展现状与展望

一、中医学的发展现状

（一）文献古籍的整理及挖掘

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是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及其实践经验的重要载体。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散失了大量的中医古籍，即或幸存下来的众多古医籍，亦是珉玉杂陈、真赝相参、刻印精粗不一，从而大大降低了它所应有的利用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古医籍的整理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

注释语译 1958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是我国第一部将医经译作现代汉语的尝试。此后，南京中医药大学又以注释加语译的方式先后编辑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译释》《伤寒论译释》《金匮要略译释》，另外还有其他作者的相类著作不断问世。这些都为初学者学习古医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校勘整理 1963 年起人民卫生出版社先后校勘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及《灵枢经》，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接近古籍原貌的版本。卫生部于 1982 年制订了校勘、整理出版 600 余部中医典籍的十年规划，其后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中医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在最佳版本基础上，对规划内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中藏经》《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11 部重点中医古籍进行研究和整理，编著成校注本 10 种、语译本 8 种、辑注本 1 种。在保持原书原貌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中医学理论研究和文史研究新成果，使其成为研习中医的重要古籍资料。
影印善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出版机构对濒于失传的中医古籍善本整理影印出版,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系此前历代所不能比拟的。
辑复佚书人为的毁坏与自然的损伤导致大量的古籍文献佚逸,在亡佚的古籍中有不少颇具价值者,因此辑复古籍就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现代学者尚志钧教授辑复《新修本草》,使其流布于世。
考古简帛实物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以 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与 2012 年成都天回汉墓医书的两次医学专书的大量出土为代表,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对于中医出土文献保护与利用研究的热忱。1973 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共整理出帛书十一种,即《足臂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养生方》《脉法》《阴阳脉死候》《却谷食气》《杂疗方》《胎产书》《杂禁方》及《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另有简书四种,即《导引图》《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方》。其涉及养生、中医经脉与针灸、阴阳五行学说、中医方剂学等诸多中医药领域。同时,在马王堆汉墓中也发现了许多草木灰,经研究,包含十余种常见的中草药。2012 年,在四川成都金牛区天回镇西汉墓出土医书五部,即《脉书·上经》《脉书·下经》《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判数》及《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另有《医马书》和《经脉》(残简)各一部。涉医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为中医药文化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带来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二）证本质及病证结合研究

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迅速传入我国,西医也在我国得到了很大发展,由此出现了中西医并存的局面。两种医学的交叉与渗透,各有优势,取长补短,有机结合,能更有效地解除患者之疾苦。

我国的中西医结合科技工作者,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将中西医药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扬各自的优势,克服彼此的不足,更有效地服务于广大民众的医疗和保健事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此处仅列举若干研究成果介绍如下。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与应用中医的“证”是反映机体在疾病发展中的某一阶段的提炼概括,中医辨证能从中医病机本质揭示疾病的面貌;西医辨病的长处在于不断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延伸或增强医务工作者感知患者病理变化的能力,从而使诊断明确或早期诊断逐渐成为可能,在现代生命科学意义上反映了疾病的本质。中医辨证的长处在于通过四诊合参获得患者的整体功能状态变化,即使西医检查未能发现任何阳性结果而难以诊断,但按中医理论进行辨证分析则是顺理成章。从各个系统疾病的现代医学检查所见与中医宏观辨证所见互参,丰富了对疾病的全面认识,进而做到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有机结合,大大提高了治疗的针对性。中西医结合工作者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和深入研究,逐步建立起临床各科多种疾病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断分型标准和处方遣药规范,不仅使临床实践逐步规范化,更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措施的针对性和临床治疗效果,并在证本质研究等方面也获得丰富成果,让病证结合有据可循。因而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被认为是中西医结合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热毒证与清热解毒法的研究传统中医认识的热毒证部分类似于感染性疾病,采用清热解毒的方药疗效良好。医学工作者对清热解毒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列研究,发现一度被认为是中药抗菌药物的清热解毒方药,其抗菌作用并不强,很难用抗菌效价来解释其治疗作用,但进一步研究表明,清热解毒方药抗感染不仅有祛邪功效(如抗菌、抗病毒、抗内毒素、抗炎性细胞因子、抗氧自由基等),而且还有扶正作用(如增强免疫功能、保护机体组织细胞等)。由此,部分揭示了清热解毒法抗感染的作用机制,并为清热解毒方药与抗菌药物联合应用治疗重症感染性疾病(包括感染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提供了理论依据。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法的研究瘀血是中医学重要的病因和病理概念。中医认为瘀血是体内血液凝聚停滞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包括脉管中凝聚不行之血，又包括体内存积的离经之血。由瘀血产生的证候称为血瘀证，以具活血化瘀功效的方药或其他手段治疗血瘀证称为活血化瘀法。对血瘀证与活血化瘀法的研究结果表明，血瘀证存在血流动力学、血液流变学、微循环、凝血与纤溶系统、免疫系统、细胞因子平衡等多方面的紊乱；同期，对血瘀证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药进行了规范化研究，大大提高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脑血管相关性疾病的疗效，使我国中医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居于国际领先水平。活血化瘀的学术概念，不再是中医的专利，已经融入现代医学科学的各个领域。
急腹症与通里攻下法的研究急腹症是普外科的常见疾病,往往需要及时的手术治疗,并且风险大,病死率高。吴咸中院士等科技工作者,以中医学“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理论为指导,运用通里攻下法为主的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急腹症,大大降低了急腹症紧急手术率、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和危重急腹症(如急性重症胰腺炎、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病穿孔等疾病)的病死率,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对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诊治规律以及针灸、中药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拓展了下法的理论和实践。
肾阳虚的本质及 IgA 肾病研究中医藏象理论中的“肾”是先天之本。肾藏精，主生殖与发育，肾阴和肾阳是其他脏腑阴阳之根本。沈自尹院士等专家从“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理论出发，发现尿 17-羟皮质类固醇水平在不同疾病的肾阳虚患者中普遍很低，又通过对肾阳虚患者的下丘脑-脑垂体-甲状腺轴、性腺轴、肾上腺皮质轴进行全套功能测定和治疗前后分析比较，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和皮质酮大鼠模型模拟肾阳虚证，最终阐明了肾阳虚的本质是以下丘脑为主的包括多条神经内分泌轴功能紊乱的证候群，温阳补肾药物可改善肾上腺皮质和下丘脑-脑垂体-性腺轴功能。沈自尹所开展的肾阳虚证研究是国内首先开展、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医理论的典范。

IgA 肾病是指以 IgA 或 IgA 为主的免疫复合物沉积于肾小球系膜区进而引发肾损伤为特征，以血尿和不同程度的蛋白尿、高血压为临床表现的肾小球疾病，发病率居于我国原发性肾小球疾病首位。IgA 肾病多呈慢性持续性进展，约 20%～40% 患者起病 20 年后发展为终末期肾脏病。IgA 肾病的西医治疗尚无特异性药物，主要是支持疗法，包括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阻断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靶向治疗等。IgA 肾病属于中医学“肾风”“尿血”“尿浊”“水肿”“腰痛”“虚劳”等范畴。仝小林院士对《黄帝内经》“五脏痹”“伏邪”等内容进行梳理阐发，提出“脏腑风湿”理论，即人体感受外邪（风寒湿邪居多），外邪居留，内伏脏腑成痼疾，复感外邪后引动伏邪，造成疾病加重或反复。与 IgA 肾病在遗传因素影响下，呼吸道和胃肠道等黏膜反复受到外界刺激后出现免疫失调的发病机制相一致。仝小林院士结合临床经验提出“审因论治”策略，重视祛邪，提出“三焦定位”。针对抑制 IgA 肾病进展，创制益气清解方，在此基础上寻找更有效的“靶方靶药”抑制疾病临床活动和病理损伤进展，最终改善 IgA 肾病的转归。

（三）中药及中药来源的药物研究

青蒿素的发明与疟疾的治疗疟疾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一大顽敌,与艾滋病和癌症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屠呦呦等中国研究人员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受到启发，改进方法并获得关键性突破，成功提取了高效新型抗疟药物青蒿素，实验证明对鼠疟、猴疟均具有100%的抗疟作用，同时也突破了抗疟药必须具有含氮杂环的理论“禁区”，世界数亿人因此受益。屠呦呦以“从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后再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砷制剂治疗白血病 “以毒攻毒”的理论是中医学对临床运用剧毒药物治疗疑难重症的一种朴素认识。“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本草纲目》），砒石经升华而成砒霜，砒霜为传统去腐生肌毒药，其有效成分是三氧化二砷(亚砷酸)。中医工作者在民间医生以含砒石的制剂外用治疗皮肤癌的基础上，应用含砒霜的复方中药“癌灵一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通过反复筛选并最终确定砒霜为主药、三氧化二砷为有效成分，以之治疗白血病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此后研究人员又进一步阐明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主要作用机制在于诱导白血病细胞凋亡。Science对此发表评论：“古老的中医又放出新的光彩。”砷制剂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mathrm{M}_3$ 型白血病）。该成果先后获得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果奖、2018年舍贝里奖等。

（四）重大疾病的防治研究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近年来，心肌梗死、高血压、冠心病和心绞痛等心血管系统急重症的发病率快速增长，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明确，但内科治疗及术后调治方法单一。如不稳定型心绞痛是由于冠状动脉发生病理改变，血管进一步出现堵塞并导致血供不足，心肌细胞出现急性缺血、缺氧，以心前区压榨样疼痛为主要典型表现的临床综合征。西医的常规用药大多数为双抗（抗凝血和抗血小板聚集）加降脂减少斑块形成，长时间的服药可能会导致心功能异常。在临床上佐以中医药治疗不但能够提高临床疗效，还能改善服用西药时产生的不良反应。配合中医外治法如针灸、艾灸、穴位贴敷以及耳穴压豆，作用于穴位或者循行的经络，可以活血化瘀、化痰降浊，从而畅通脉络，达到治疗本病的目的。中医外治法的发展丰富了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的手段，且为一些难以服药的患者提供了新的途径，具有简便、实用、安全等优势，可以通经活络，直达病所，迅速起效，在临床上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可以大大提高疗效。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对于恶性实体肿瘤,现代医学以手术切除、放射治疗、化学药物、生物靶向治疗等方法为主,对于减轻肿瘤负荷疗效显著,尤其是对早期诊断的病例疗效更为满意。然而,恶性肿瘤往往不是局部性疾病,手术治疗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放疗和化疗等治疗后产生的如骨髓抑制和免疫功能低下等毒副作用,对机体损伤明显;有时因治疗前难以预测肿瘤患者对放疗和化疗等治疗的敏感性和耐受性,部分病例甚至可能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中医药重视扶助正气,以扶正固本、祛邪解毒、调理阴阳气血之法,配合手术、放/化疗等手段,可起到增效减毒作用,尤其是可以显著改善或避免放疗和化疗产生的骨髓抑制和免疫低下,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放/化疗的耐受性,有效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恶性肿瘤,可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此为发挥西医减轻肿瘤负荷之长、弘扬中医增强机体抵抗力之长的互补结合点,提高了治疗水平,因而被国际医学界誉为恶性肿瘤治疗的新模式。
中西医结合治疗代谢性疾病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很多人缺乏适量运动,加之机体过度的营养摄入,导致体内脂质、葡萄糖、蛋白质代谢紊乱,肥胖症、非酒精性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2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慢性疾病。其中,糖尿病属中医学的“消渴”范畴,病变脏腑涉及肺、脾、肾,病位可分为上、中、下“三消”。常规西医治疗多采用口服降糖药物或配合胰岛素治疗。然而,口服降糖药物或注射胰岛素配合降糖药物治疗虽能达到降糖效果,但需要长久服药,且有较多不良反应,如低血糖或停药后的血糖反弹等。近年在“治未病”理论指导下中医药干预糖尿病前期获益的证据比

较充分。中医药干预糖尿病前期的目标是通过生活方式改变配合中医药干预方法，使其血糖逆转为正常或维持在糖尿病前期，从而预防或延缓其进展为糖尿病。常规西医治疗结合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在控制血糖的同时可降低并发症发病率，如：针灸可疏通经络、调和阴阳，通过刺激相应穴位改善微循环，减轻糖尿病下肢病变疼痛；八段锦及太极拳等中医传统功法融入糖尿病患者日常生活中，对糖尿病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管病脑血管病是一类致残率和死亡率极高的疾病,属于中医学的“中风病,中脏腑”范畴,有“脱证”和“闭证”之分,可有“厥证”“痉证”的表现,具有突然起病、发展迅速、病情危重、并发症多的特点。现代医学常以手术、脱水降颅内压、营养脑细胞、抗感染等治疗措施,对脑病急性期治疗更有优势,而恢复期和后遗症期,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使患者获益最大。有研究表明,中医药可通过改善微循环、降低颅内压、清除自由基、减轻炎症反应等多靶点、多途径辅助治疗重症脑病,减轻重症脑病患者神经损伤,降低重症脑病的致残率,提高患者病后的生存质量。此外,针灸推拿疗法与中药联用可提高临床有效率,促醒益智,改善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因此在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上,应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的作用,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尽早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使患者临床获益最大化。加强中医药治疗脑血管疾病机制研究,增加前瞻性、多中心、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也是未来该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中医学的展望

（一）中医理论的现代诠释

中医学理论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医治病,注重调整偏离的正常状态,而无严格意义上的“病”的概念,而中医强调辨证的“证”,内容颇为广泛,包括阴阳、气血、脏腑的不同偏离正常的状态。因此,不管西医学是否能明确诊断,中医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总能作出一个中医诊断,确立相应的治法,以达到调整平衡、促进健康的效果。此种模式体现了中医学具有先验性的独特优势和特点,尤其在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医学可通过辨证论治,在尚未明确西医诊断的情况下,判断证型,提出诊疗和用药方案。

中医学的独特理论体系在疾病预防中也有优势。一方面，中医学的“未病先防”理念有很多潜在的优势，如“体质状态学说”中改善和优化体质状态、益智养性、增寿延年等内容，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若能在病前采取干预和防范，将真正达到防病于未然的目的。另一方面，中医强调关注患者病后状态，体现在许多慢性疾病和疑难病症，即便已基本治愈，仍重视病后调治。如肿瘤患者的中晚期治疗，许多患者在临床中已被宣布不治，但经中医调理后“带瘤生存”，有效地提高了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在现代医学中，病后调养、促进康复可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普遍问题。大量的病后虚赢、功能损伤或失调者亟待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改善，促进康复，中医学在这方面的优势不容忽视。

中医理论亟须重新认识及阐发中医学中许多合理而深刻的观念,对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可能是未来医学发展的生长点。这类合理的观念有:天人和谐的天人观;注重生存和健康、强调顺应自然的养生观;把生命看作是自我协调、自趋稳态,疾病则是这种协调失序,治疗则又追求“以平为期”的稳态观;注重自身“正气”的发病观;注重心身合一、协调的心身观等。理论的创新是“变革”的先导。近20多年来,海内外关于医学观、医学模式、医学目的以及健康观、疾病观、治疗观的讨论,正是出于构建未来更为合理的世界医学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存在数千年而又与西医学全然异质的传统医学体系,理论层面值得发掘整理和提炼升华的内容非常丰富,完全可以进一步深入、系统、超前地进行研究、阐发、探索和创新。在洞察中医药文化、科学与医学发展总体走向的前提下,提炼出有现实指导价值的合理观念和思想,以期为中医学自身的发展提供指南,并为世界医学方向的调整提供思路和借鉴。漫长的历史发展规律彰显,中医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医学生存之本、生命之源,也是其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原动力。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民众医疗卫生需求不断增长的今天,面对新时期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群构成和疾病谱的变化、干预手段的多样、技术手段的拓宽、国际化的深入、多学科的交融等种种挑战和机遇，中医学理论也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其崭新的面目。

（二）中医药对新兴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应用

当代人类较以前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医学也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同时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断为当代医学开拓新的前沿和提供新的机遇。中医药独特价值的发挥需要吸收新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促进临床诊疗技术的提升和创新。

中医药结合真实世界研究真实世界研究(real word research, RWR)是以患者为核心的研究，从患者的角度出发，观察评价干预措施在真实医疗过程中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等的研究方法体系。中医药注重“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强调“个性化治疗”，而RWR强调以患者为中心，重视以患者意愿为基础的同时结合实际病情给予干预措施，评价指标上重视与患者生活状态相关的结局指标，二者十分契合。将RWR与中医药临床研究相结合，既保留中医特色，又能促进中医理论的科学阐发。近年来中医药真实世界研究注册量呈上升趋势，但该领域研究注册仍存在研究者对于真实世界研究的认识理解不足、对临床试验注册的重视度不够、注册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大数据时代，中医药应充分利用中医临床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真实数据，结合中医经典传承及历代文献大数据，将数据与RWR相结合，充分利用科学研究方法将中医药的实践与传承更好地展现出来。最后，建立中医药临床试验注册规范。RWR具有大样本量、多中心、研究周期长等特点，更需要规范以保证和提高中医药RWR的质量，这对于中医药的发展及促进高质量中医药证据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结合人工智能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是主要用于延伸、模拟、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及系统应用的一门学科。现阶段 AI 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数据挖掘技术上，依托大数据的优势对中医药文献进行整理，对中医药优势病种进行分析以及对中医药临床评价的数据进行研究。基于数据挖掘的 AI 技术，为中医药思维创新提供了新的方法，加速了中医药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为中医药的科学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开辟了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新模式。随着深度学习模型、大数据统计以及互联网在中医药领域的广泛应用，利用 AI 技术对医学文本、影像图文等数据进行统计与整理，分析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对于核心要素进行多角度挖掘，充分揭示中医药内在规律，促进临床诊疗技术的研发。

在文献整理方面,数据挖掘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实现了中医文献整理与中医经典传承的跨越式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技术可以高效地实现数据的录入、查询、统计等功能,用机器学习的方式来分析数据库系统中储存的数据之间的相互关联,发现数据中隐藏的知识与规则。

在健康管理方面,借助 AI 信息技术,将中医诊疗方案与临床案例进行分类整理并应用于现代的健康管理之中。首先,建立科学规范的数据分析平台,利用 AI 技术将中医的名词术语、临床诊疗方案、临床评估数据等进行规范整理,建立统一的中医术语标准体系,构建中医大数据分析平台,形成多元化、系统化的智慧中医健康管理系统。其次,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不断优化智慧中医的算法模型,实现信息采集、体质分型、风险预测与评估反馈的中医健康智能化管理方案,提升智慧中医的服务水平与能力。

在智能设备研究方面,以中医药诊疗体系为主体,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深度挖掘 AI 的技术价值及应用潜力,推动智能化设备不断创新。主要从智能化设备的研究设计、服务人群的需求、使用者的临床体验以及临床效果评估等方面入手,遵循中医学的理论思想,结合 AI 技术对个体健康状态进行干预与评价,构建中医辨识的标准以及算法模型,对临床疗效测量并评价,并自动匹配合理的干预方案。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步入新时期、新阶段,中医发展也迎来“智能升级”与“弯道超车”的现实可能性。应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中医模式深度融合发展,强化中医文化传承,规范中医诊疗发展,促进中医诊疗的全面发展。

中医药结合“精准医学”“精准医学”以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大数据为基础,旨在发展“精准诊断”“精准治疗”,成为人类面对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肿瘤、免疫性疾病等高度异质性疾病的新的发展方向。精准医学需要“精准诊断”“精准治疗药物”和“精准治疗方案”才能实现个体化的治疗。中医药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基本理念和诊疗模式，彰显了同病异治、因人而异、因病程而异的个性化治疗的理念，与“精准医学”的个性化诊疗的基本取向相一致。然而中医药客观证据和精细化、量化上有所欠缺，从而影响中医药个体化治疗优势的发展。要推动中医“精准医学”的发展，要在“精准诊断”方面探索具有中医特点的疾病分型、疾病分期技术，探索和建立具备中医特色和优势的生物标志物，使传统中医依靠主观经验判断的整体宏观辨证转变为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辨证方式，实现中医辨证的客观化、精细化和适度量化；在“精准治疗”方面，要坚持因人而异、因病程而异的原则，完善包含体质类型、气候环境、生活方式的个性化综合治疗方案。要注重探索中药复方的精准应用。总体来说要从“精准诊断”和“精准治疗”两方面突出中医药个体化、动态化、整体性的诊疗理念。

（三）中西医结合诊疗技术、方案研究

目前，中医药在心血管疾病防治、恶性肿瘤治疗、代谢性疾病防治和脑血管疾病防治中的疗效与常规治疗的疗效对比方面，已开展了众多的临床研究和机制探索，然而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多数研究为个人经验方或者经典方剂加减化裁，缺乏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又如中医辨证论治标准及疗效判定标准有待细化、量化；再如中医药以多成分调控多靶点为优势，同时因其具体成分不明，在临床的不良反应和使用禁忌上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明确。除此之外，在临床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机制研究，更有利于中医药的发展。

（四）中医学应对重大、突发疾病的优势

中医临床有众多优势有待发扬,如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等传染病、小夹板治疗骨折、针灸镇痛、下法治疗急腹症、扶正法治疗肿瘤、中医治疗痔瘘等。在心脑血管病、肿瘤、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内分泌疾病、心身疾病、传染病、老年病等病症中,中医学十分关注病前和病后的状态,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现代研究证明,如今疾病谱中占主导地位的各种多因素类疾病,是可以通过有效的病前综合性干预加以预防或减缓其致病性的。因此,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流行性疾病的处置重点,从原来的注重临床治疗转向同时重视病前的综合干预,并总结凝练出“脑心同治理论”和“络病学说”等。基于“络病学说”指导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疾病的科研与临床实践,形成了治疗心脑血管病的系列药物。这些成果就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养生和防治原则的运用和体现。

中医学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滞。近年来涌现的一些理论创新，如中医学基础的“气学理论”“体质学说”，藏象经络的“脑病学”“脉络论”，病因学的“瘀毒致病学说”“疫毒学说”“新五积说”，诊断学的“证素学说”“微观辨证”，方剂学的“君臣佐使论”，治疗学的“治未病理论”“脑心同治理论”“芳香温通法”“活血化瘀法”“妇科调周法”“菌毒并治法”“冬病夏治法”“肿瘤扶正法”等，顺应时代要求，推陈出新，对中医学实践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在一些新兴医学学科、边缘学科或潜在的新领域中，如时间医学、地理气象医学、行为医学、社会医学、运动医学、健康医学、男性学、进化医学等领域，中医学也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历史和当今的发展表明,中医学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独特的价值决定了其发展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继承和弘扬中医学,使之更好地发扬光大,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造福广大人民群众,促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医学的未来将会更加辉煌。

(陈震)

复习思考题

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是哪几部?
简述金元四大家及其学术主张。
简述元气论之气的含义与基本特征。
中医学运用元气论体现在哪些方面?

简述阴阳的概念与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中医学运用阴阳学说体现在哪些方面？
简述五行的基本特征与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包括哪些内容？
什么是整体观念,整体观念包括哪些内容?
中医学中“症”“病”“证”的概念及相互之间的区别是什么？